抗战牵动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王树增谈《抗日战争》创作(易明)

王树增

　　全民抗战雕塑

　　提起作家王树增，很多人都会想到他的战争系列创作。从2006年开始，王树增先后出版《长征》《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等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形成了全新的战争史写作范式，也为战争文学树立了新标杆。这一系列作品所具备的坚实宏大的结构、国际视角、现实观照以及详尽的资料，赢得了数百万忠实的读者。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王树增又隆重推出了《抗日战争》系列，全景式再现了抗日战争的惨烈与悲壮，被誉为70年来第一部反映中国全民族抗战史的非虚构文学作品。

　　写出不屈的民族性格

　　有人曾问王树增，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有那么多军事研究专家，你凭什么写战争？王树增回答：“我不是军事学家，不是历史学家，也算不上学者，充其量就是一个作家，从事非虚构文学的写作。我的作品，包括战争系列和近代史系列，实际上是写一个民族的心灵史。《长征》写永不言败，《解放战争》写人民的力量。《抗日战争》则是写不屈的民族性格，思考民族之所以有顽强生命力的原因何在。 ”

　　在王树增看来，抗日战争对于中国来讲过于残酷、过于不公平。这是两个国力、军力十分不对称的国家之间战争，和后来苏德发生的战争完全不一样。当时中国军队唱的歌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们处于冷兵器时代。但是日军是什么？日军是航空母舰时代。当时中国没有自己的工业，少量的民族工业非常可怜，是落后的农业国，天灾人祸频发，农业生产力低下。再看看当时的政治、军事背景。从民国初延续下来的军阀混战形成了中国当时独特的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中央只能管一小块，蒋介石从来不是名副其实的三军统帅。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当时所谓的中国军队，包括有几辆坦克的中央军在内，都缺少现代战争观念。于是，从卢沟桥事变到第二次淞沪会战，日军作战指挥部战役规划参谋的计算方式是1∶10，也就是日军的一个师团，至少可以对付中国10个师以上，甚至更多，伤亡比例也可以这样计算。

　　写抗日战争，王树增并不只是简单地记录战争的过程，而是努力写出一种精神。比如，用大量篇幅写到了高校的转移。当侵略者到来时，那些高校师生不愿意以顺民的身份在沦陷区安放书桌，所以，即使有些教授年岁都很大了，宁可步行一两年也要到后方去，难道这些师生们不是英雄好汉吗？王树增觉得这些人让他肃然起敬。多少教授和青年孩子就死在了半路，生病、挨饿、被轰炸，而且还扛着仪器，带着实验室的设备。书中写到华东的一个农学院转移，很多师生死于路上，用于教学的两头奶牛却活了下来，因为它们是实验用品，荷兰最好的种牛，这些师生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它们。

　　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在书中，王树增专章谈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的问题。王树增说，“中流砥柱”这4个字，现在也是社会舆论争论的焦点。他个人认为，之所以说中国共产党人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主要论据不是军事上的，而是精神上的。这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中国共产党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当时中国一盘散沙，共产党人愿意抛弃前嫌，接受国民政府领导，仅仅这一点就很了不起。为什么？当时中国最主要的党派之争是国共之争，国共是两个死对头，但一旦面对强敌、要亡国灭种之时，共产党一方能够站出来公开说服从国民政府领导，服从民族命运这个大趋势，这对各路军阀和各路小党派能起到很强的引领作用。没有万众一心，抗日战争打不下去。因此，怎么高度评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造和建立都不为过。

　　第二个理由，《论持久战》是保证抗日战争最后取得胜利的关键性战略思维。王树增说，我们现在再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依然会佩服这位伟人的战略思想。它用毛氏文风叙述了战争的进程以及每个阶段的对策，被历史证明精确无误。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蒋介石案头有这本书，白崇禧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案头也都有这本书。

　　第三个理由，就是广阔的敌后根据地的建立。王树增指出，论述抗日战争的中国战场，偏重哪一个战场都没有办法解释战争的进程，二者废其一，就等于砍掉一条腿。没有敌后战场，正面战场绝不是这个样子，敌后战场始终牵制着日本几十万的部队，虽然最后的日军部队已不是精锐，全是丙级兵团。日军主力兵团在哪里？不在正面战场上，而是跑到缅甸和太平洋战场去了，守硫磺岛去了。我们的敌后战场牵扯日军的兵力没低过40万，这个日本档案有记述。

　　突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

　　“我有一句话，我从来不拿党派之争的观点看待这场战争。谁拿这种观点去看，就对不起我们的先人，是小肚鸡肠。”王树增曾在多个场合说过，如果我们对这场惨烈的抗日战争的表述和认知过于狭隘的话，对那些倒在战壕里的年轻生命就是不公平的。这场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阶层、所有的党派，甚至所有的国际力量，还有那些散落在世界每个角落的华侨。这场战争牵动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没有这个前提，就不能解释这场战争的结局。

　　近年来，王树增觉得国内对于抗日战争的看法越来越理性、客观。他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智慧，因为赞扬别人不等于贬低自己。用宽容的心态看待历史，实际上是树立自己的人格形象。他说，写抗日战争，站在一个民族的立场上，永远不会犯错，永远是正义的。他现在给读者提供的是比较公允的立场，比如在作品中很少用共产党军队、国民党军队这样的词。这是因为，这样的词在抗日战争中并不存在。抗日战争中对中国军队的称呼有几个：从日方来讲，是中国军队；英美叫华军；汪伪政权建立后，日军对中国军队的称呼变成两个，一个是南京军或者政府军，实际就是伪军，另一个是重庆军，指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之后，改编成国民革命军，是在中央政府统辖下的编制中的一支。共产党军队这一称呼，在抗日战争中日军都不这么强调，现在更不必特别强调。

　　尽可能靠近读者的心

　　《抗日战争》是王树增战争系列的最后一部。在谈到为什么把《抗日战争》放到最后来写时，王树增说，没有其他理由，就是太难写了。

　　第一个难度，史料之浩瀚令人难以想象。搜集整理工作已经远远超出5年，20多年以来他一直关注整个战争系列所有的档案史料。相比其他作品而言，《抗日战争》在史料的查证、收集、采访和运用上的难度最大。实际上，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我们这么多年来对这场战争的档案的整理留存以及口述历史的留存等等都做得不够。王树增感叹，我们遗忘的太多了，对那些在这场战争当中为这个民族而倒下的人不公平，对这段历史也不公平。

　　第二个难度，在搜集资料时，王树增还发现一个问题，东方人治史不严谨，虚妄的太多，可信度不高。很多历史表述，判断比较多，数据一看就是离谱的，普通读者看不出来，但研究者看深了看多了就知道这是离谱的。所以必须去做很多去伪存真的工作，这个工作是让王树增耗费时间最多的。

　　第三个难度，在认知上也有不小的问题。王树增坦率地讲，至少他脑子里现在对抗日战争的认知和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他说，毋庸讳言，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抗战史的表述实际上是有过偏颇的，这种偏颇也造成了今天广大的中国读者对抗日战争的某些认识往往形成舆论的焦点和热点。这些遗留下来的历史话题、舆论话题，至今还在热议不衰。王树增说：“不敢说《抗日战争》回应了读者的疑点，但我知道读者心里在想什么，我尽可能地靠近他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