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入“活”的历史 建构“像”的战争(傅逸尘)

　　■编者的话　　

　　　从上世纪中期开始，抗战题材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便成为了中国文学艺术领域一个不容忽视的门类。几十年来，社会背景和思潮的变迁使得这一题材的作品在思想内涵、艺术形式等方面发生了丰富而微妙的变化。　　

　　傅逸尘在抗战题材文学作品的历史纵深中开始 观察，发现了目前这一题材作品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抗战历史作为一种公共的题材资源被快速且过度地“消费”掉了。他在文中对何顿的《黄埔四期》、海飞的《向 延安》、徐贵祥的《八月桂花遍地开》、徐晨达的《滴血的刺刀》展开了细读，认为这些作品很“专业”、很有“生活”。与此同时，作者也再次提出了作家把握历 史真实的能力问题。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叙事(四)

闯入“活”的历史 建构“像”的战争

□傅逸尘

　　对波澜壮阔、雄浑悲壮的抗战题材来说，一味地解构和戏仿无异于隔靴搔痒、管中窥豹。对历史经验的具象书写以及对战争进程的正面描摹，应该是判断抗战题材长篇小说价值意义的重要标准。　　

　　战争生命体验的缺失以及战争历史的时代距离 都使得当下作家难以客观、准确地书写抗战历史的真实图景。于是，颠覆、戏仿、传奇便成为了一种讨巧的叙事策略。当下的抗战叙事需要的不是传奇故事而是正史 讲述，不是颠覆戏仿而是正面强攻，需要作家们雄浑地闯入“活”的历史，勇敢地建构“像”的战争。

　　抗战题材长篇小说因为承载着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民族创伤和难以磨灭的民族记忆而历久不衰，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焦点和重镇。在中国读者与观众的记 忆中，抗战题材小说与电影最早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来被称为“红色经典”的一大批长篇小说及根据那批长篇小说改编的电影都集中出现在这一时期。大 家都熟知的如《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战斗的青春》《平原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破晓记》等等，将战争置 于正义与非正义二元对立观念之中虽略嫌简单化，但因作者多数是其所描述的战斗生活的亲历者，因而对抗日军民艰苦卓绝斗争业绩进行了真实呈现，为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抗日战争保留了极富认知意义的文学性历史，同时也用另一种形式诠释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强烈的传奇色彩和民间话语表达使得这些作品具有较为鲜明的民族 风格与中国气派，彰显了昂扬向上的审美基调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对正在进行新中国建设的人们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精神鼓舞与艺术感染。

　　新时期以降，“新历史主义”逐渐为抗日战争亲历者的后辈作家们所吸纳，其叙事意旨并不是对战争本身及“红色经典”进行颠覆与改写，而是为了表现 和探寻被宏大叙事所遮蔽了的历史缝隙与存在境遇，发掘个体生命在战争中面临的考验与存在的意义，并经由此凸显战争历史的复杂性以及人性空间的丰富性。作家 们对抗战历史的理解与观照渐趋多元，追求作品意蕴内涵的多重性和多向性，有效拓展了抗战文学的思考和想象空间，确立了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全新视角，实验了 多样性的修辞和叙事技巧，探索了战争的荒诞本质及人性的丰富内涵，为抗战叙事实现题材的超越，由有限的战争走向无限的文学探索了新的道路。

　　进入21世纪，作家们纷纷寻求对传统政治话语和历史观念的突破，试图从个性化的视角切入抗日战争，建构起祛除政治之“魅”的历史“真实”。宏大 叙事和史诗精神，不再作为一种深刻而必然的金科玉律规约着作家们的思考和写作，一种区别于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历史记录的民间视角与个体记忆逐渐浮出水面， 并迅速成为另一种炙手可热的写作模式。在处理抗战题材时，作家们往往习惯于解构和戏仿，以绕开复杂的历史存在和混沌的战争现场，虚妄的历史、传奇的故事、 脸谱化的人物、类型化的叙事甚嚣尘上；远离了沉实与丰饶，不见了宏阔与壮丽，甚至连抗战历史本身谲诡与奇崛的面影亦变得含混暧昧，抗战历史作为一种公共的 题材资源被快速且过度地“消费”掉了。然而，对波澜壮阔、雄浑悲壮的抗战题材来说，一味地解构和戏仿无异于隔靴搔痒、管中窥豹。在我看来，无论创作主体的 思想如何深刻、视角多么新鲜、价值判断怎样个性多元，对历史经验的具象书写以及对战争进程的正面描摹，都应该成为判断一部抗战题材长篇小说价值意义的最为 重要的标准。

　　如果仅仅将抗日战争视作背景或者容器，随意布置或装填那些无需证明亦无从证伪的传奇故事，就很容易把历史写死掉。在何顿的眼中，历史是一种精 神、一种情绪甚至是一种流动的生活状态。他在《黄埔四期》中描写的主要人物谢乃常、贺百丁等都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在波澜壮阔的战争和历史风云中，都曾 有着荣光时刻；所书写的诸如淞沪抗战、忻口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昆仑关战役、赴缅参战、中条山会战、豫中会战等也都是有案可查的重大历史 事件。然而何顿的笔触并没有局限于为逝去的历史勾勒骨架，他还要为历史保存更多“活着”的信息。《黄埔四期》的时间跨度很大，从抗日战争一直写到“文革” 之后，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对照书写，前段重点写抗日战争中官兵的奋战，后段写这些老兵在1949年之后的各色人生。诚然，战争背景下英雄人物的传奇经历的确 更容易吸引读者的关注，但是对于真正的历史而言，传奇是变量，普通和平凡才是常态。战争和历史进程中的日常生活经验与普通生命情态是更为复杂也更为幽微的 “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贺百丁和谢乃常以及他们的战友和士兵们，和寻常的百姓一样经历了社会的变迁和命运的起伏。在生活的流态中，何顿着力书写摇曳多 姿的人情之美，在命运的乖谬中勉力张扬元气勃勃的生命活力，在历史的吊诡中极尽礼赞慰藉心灵、拔擢灵魂的爱情，使得作品在更深层次上通达人类共同的精神和 情感体验，进而抵近了文学的丰饶与宏阔。在《黄埔四期》中，没有一个人、一件事是孤立的，上至统帅、将军，下到士兵、小民，他们经历的并非单纯的战争，亦 非浪漫的传奇，而是在命运的无常与生命的流逝中长久持续、反复纠缠的无奈与痛苦、伤害与慰藉、理解和妥协、隐忍和决绝。历史的构成离不开这些琐细、坚韧的 细节，而对抗战历史的接续和显形正是在这些鲜活的生命细节中达成的。

　　小说所保存的是日常生活中枝枝蔓蔓的部分，是有生命力的。如果没有这些枝枝蔓蔓，所谓的历史可能就只剩下干巴巴的骨架，小说家看似虚构的笔触， 可以为历史补充许多真切实在的细节和肌理。在《向延安》中，海飞的叙事重心牢牢锁定了抗战背景下人的生活或者说生活中的人。日常经验围绕着人物铺展开来， 小到言谈、穿着、举止、饮食，大到心理、性格、精神、命运，海飞小说中的人物不仅仅是在战斗，更是在生活。即便战争袭来，改变的是人物命运的走向，不变的 是生活本身恒常的逻辑。在兵荒马乱、随时都会有性命之虞的战争境遇中，同学们想的是怎样追寻和实现革命理想，而向金喜偏偏迷恋的是做菜。向金喜源源不断从 那个蒸腾着烟火气和温润感的灶台间中端将出来的，不是他宛如魔术师般天赋异禀的人生传奇，而是那即便已成孤岛也不曾被战争打断须臾的寻常日脚。海飞对抗战 背景下日常经验的重视和对鲜活历史信息的发现，之于历史、之于文学、之于生命，都具有独特的意义。

　　21世纪初年的抗战题材长篇小说在突破旧有文学观念的束缚和借鉴西方现代小说方法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致命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那 就是对战争进程的描写都不够充分。徐贵祥的不同之处是，他笔下的抗战显得很“专业”、很有“生活”，看起来很“像”抗战。这个“像”字虽然不是评判文学作 品的最高标准，但对于当下的抗战叙事恰恰是最为稀缺的。他的《八月桂花遍地开》既有对整个战役的宏观展示，又有对具体战斗场面的微观描写。徐贵祥细腻地刻 画了战场形势的瞬息万变与战斗场面的悲壮惨烈。徐贵祥笔下的战争场面包含着非常巨大的信息量和细节量，其中涉及到战略战术、军事指挥、通信情报等一系列军 事专业的知识，远远超出了一般作家靠查阅史料和主观想象所能达到的程度。长期的部队基层生活和“南线战争”的亲身经历使徐贵祥在面对战争场面描写时具备了 其他作家无可比拟的优势，由此他才能够穿越时空的阻隔，逼真地再现抗日战争的战场环境和战斗进程。

　　小说所要呈现和探索的是生活中感性而隐秘的“内在经验”，是生命舒展的痕迹。而生命的痕迹，往往被笼罩在历史这一巨大的幕布之下，小说就是要将 原本隐匿的生命痕迹从历史和生活的各个角落、各种细节里发掘出来，从而让生命构成一部属于它自己的历史。同样是描写具象的战争，徐晨达的《滴血的刺刀》更 在意个体生命在战争进程中的肉身感受和精神体验。作者沉湎于对每一辆坦克、每一发炮弹、每一架机枪、每一发子弹的性能、过程和效果的描写之中，尽力触摸战 争中最微小的瞬间和剧烈的伤痛，以求还原微观的战场环境，抵达酷烈的战壕真实。他更会写到子弹爆头后“一股血雾从他后脑勺上喷溅开来”以及“脑袋上的军帽 由于子弹的惯性而被击飞，整个脑袋好像熟透的西瓜一般炸裂开来，两股鲜血从额头和后脑勺几乎同时喷溅而出”；当日军坦克碾压过来时“吱呀作响的履带上犹自 还印着中国士兵的血渍，碎肉伴随着鲜血滴滴答答地顺着履带的缝隙滴落”；在阻击战中“一个浑身着火的人，挣扎着，从火焰包裹之中的草丛之中窜了出来，在地 上痛苦地翻滚着，好似受伤的野兽一般嘶吼着”，却绝不让出阵地。作者通过如手术刀般精准的笔触把人在战场中的具体处境、战争损伤和心理变化，清晰且鲜活地 描绘出来。对战场环境和战斗细节纤毫毕露的呈现，是这部由网络连载而成书的“铁血小说”迥异于其他抗战题材长篇小说的一大特色。徐晨达对各种型号武器性 能、作战组织形式、微观战场环境的熟稔，使得每一段文字都具备了极强的节奏张力，甚至裹挟着战场的气味和色彩。

　　近年来，正面强攻抗战历史的写作伦理之所以渐趋式微，根本原因就在于当下的部分作家丧失了对历史真实的把握能力，既不具备对待大跨度历史的严谨 而虔诚的态度，也不具备实地勘查的勇气和对历史资料反复论证的学术精神，就连最基本的写实能力都在退化。战争生命体验的缺失以及战争历史的时代距离都使得 当下的作家们难以客观、准确地书写抗战历史的真实图景，而只能绕到战争和历史的背后去寻觅一条鲜为人知的小径。当无法全面、准确地把握抗战历史时，颠覆、 戏仿、传奇便成为了一种讨巧的叙事策略。诚然，“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虚构”本就是长篇小说的文体属性，但“虚构”的前提是创作素材与创作者的经验、 想象构成一种逻辑关系的真实，从伦理的角度形成叙述的可靠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的抗战叙事更加迫切需要的不是传奇故事而是正史讲述，不是颠覆戏仿而是 正面强攻，需要作家们雄浑地闯入“活”的历史，勇敢地建构“像”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