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飞：不从众的学术执着(江涵)

　　刘文飞，1959年11月生，安徽六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翻译家，俄语文学研究者。

　　学者热衷学术的见证，不仅可以是他的学术著作，他的各种文字都会多少透出这种热情，随笔也在其中。从事俄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学者刘文飞在其第一本随笔集《墙里墙外》(1997)的后记里写道：“自1984年在一份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第一篇可称之为‘研究成果’的文字以来，我在越来越窄的学术道路上已经蹒跚了十余年……然而，和我的许多朋友一样，我仍在走自己选择的路。我以为，能找到一件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这已是很不容易的了，既然找到了，就应该专心地做下去。”时过近二十年，他又新添随笔集六本(即《重温俄罗斯》《红场漫步》《思想俄国》《别样的风景》《耶鲁笔记》《文学的灯塔》)，读着这些随笔，我们总也无法忽视其中流露的学术执着与学者气质，从开始到现在，这位学者一直在专注地走着自己选择的路。

　　“对俄语文化一贯的眷念”

　　确如其在随笔集《红场漫步》中所言：“无论是在翻译、写作的当初，还是在重读、删改的今天，我都始终怀着对俄语文化一贯的眷念。”

　　这种眷念首先体现于：在这七本随笔集中，俄国文学和文化显然是最大的主题。它们或为概述，如《20世纪的俄国侨民文学》《俄国文学的思想史意义》和《普京时代的文化》；或是专论，论及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经典诗人、作家，以及叶罗菲耶夫、佩列文等后现代文学的代表；或有关作者本人翻译中俄文字、参加中俄文化交流活动之时的感受；就连《樱桃园》里一小句误译的台词，也能引发学者谨慎而宽阔的考查。

　　在俄国文学和文化这一主题之中，布罗茨基旋律多次响起，它不仅在以布罗茨基为直接议题的多篇文章如《论布罗茨基的诗》《悼布罗茨基》《布罗茨基的〈大哀歌〉》里，而且在有关布罗茨基的文章如《耶鲁教授托马斯》《达特茅斯之行》里。甚至藏身于就连作者本人当时并未自知也无可自知的巧合——在《马雅可夫斯基又与我们相遇》一文(1993)里，作者写道：“而斜飘的雪花，则赋予诗人以动感，高大的诗人仿佛握拳在风雪中大步走来……”而在《向马可·奥勒留致敬》一文(1994)里，布罗茨基看到：“或许由于下雨……一切都模糊起来，在这片模糊之中，那尊明亮的雕像失去任何几何感，似乎动了起来。”

　　除此之外，俄国文学和文化的核心地位，也可以从“游记”主题的随笔中察觉出来。在莫斯科，俄国诗人与作家的雕像得到特别关注和生动描写(“微微俯首的普希金，似正在专注地打量他鞋上的积雪，来往的车辆、行人和我，都未能分散他的注意力。我想到，在另一处，那佝偻着瘦弱的身躯整日苦思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在雪中一定更是苍凉吧。”)；看见受到污染的莫斯科河，作者仿佛看见河上“横书着传统的俄罗斯疑问：‘谁之罪？’‘怎么办？’”；在彼得堡，作者不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至于那些探访俄国诗人与作家的故居的游记则更是不用多言。难怪作者在他一本随笔集中将他的旅游自称为“文化旅游”。

　　通过翻读他的随笔，我们总算可以稍微揣测这位学者的内心状态与存在状态，也能大概明白，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如此多产，写下与此相关的百余本著译。

　　学者的节制与自由

　　从刘文飞近年的随笔集中，能感到他在抒情表意之时较好的分寸感。作为一位理智的学者，他在提到某些好事者或许会大费笔墨的“故事”之时，只是礼貌地点到即止；即使在抒情之时，通常也体现出学者的节制，有时，抒情甚至只是隐藏于平静的记叙之中。比如《文学的灯塔》中有个细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结束演讲时，人们把一只巨大的花环套在他胸前，夜深人静时分，激动得难以入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悄悄走出旅馆，来到新立的普希金纪念碑前，把那只花环摆放在纪念碑的基座上。”普希金纪念碑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讲众所周知，但这个“悄悄走出旅馆”摆放花环的一幕却鲜被提及。这里，作者虽然似乎只在静静地陈述事实，但这含蓄的抒情却让读者默默感动。又如在《达特茅斯之行》中，作者写道：“一直飘落的小雨突然变成瓢泼大雨，我们一时难以下车，便隔着泪流满面的车窗玻璃看着眼前的列夫故居。”这里，抒情只由一个看似普通的修饰语即“泪流满面的”一带而过，表面看来，它只是一个应景、形象的隐喻，但其实此处，景语亦即情语，因为去往列夫·洛谢夫的故居之时，作者的内心是哽咽的，充满遗憾的心痛同落下的大雨其实不谋而合，因此作者借着隐喻的外衣，把它藏在其中。又如在《拜访充和先生》的尾声，作者这样描述他们的告别：“充和先生送我们到门边，和大多数美国人的习惯一样，她在我们身后便关上了门，但我走出两步后回头一看，她还在门上开出的一块长方形小玻璃窗后张望，她瘦削的脸庞像是镶嵌在一个画框里，我甚至能看到她略显浑浊的双目。”这里，虽然没有什么或没有谁“泪流满面”，但这个场景仍然相当动人：一个“回头”的动，是客人的不舍；一个“还在……张望”的静，是主人的不舍；一动一静都在说着依依顾恋不忍离的情，然而，所有深深的情绪都只被平静地书写，没有多余的渲染，甚至连标点也只用了最简单的逗号和句号。但已足够。似乎，这种不动声色的隐秘抒情，更能不经意间拉紧人心，一回一望之时，“泪流满面”也许是在心里的。

　　在表达上，这位学者是节制的，而在思维上，这位学者又是自由的。波士顿有不少有名“景点”，如爱默生和霍桑等著名作家聚居的康科德、梭罗隐居的瓦尔登湖等，而作者却认为小镇塞勒姆给他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至于小镇塞勒姆是否一定比瓦尔登湖等地有趣自是另一码事，但此处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文人可贵的“不从众”思维、与“庸常”刻意保持的距离，正是它们允许学者在智性领域自由飞翔，因此也能遇见许多如同此刻的豁然开朗：“在美国翻译俄语小说，置身于一个既非译者故乡亦非作者家园的第三国度，望着窗外一天天渐渐变深的新英格兰秋色，心头不时会生出几缕荒诞来。但正是在异国他乡，人们又往往能更深地体验到翻译的价值和意义，在英语环境中把俄语翻译成汉语，这使我意识到，文字的转换和文化的交流原来可以在任何时空中完成，就像有秋天的地方就有树叶的变黄变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