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英：以笔为戈不辱使命(钟斯)

　　李辉英，一个来自北国的文坛才子，当历史需要他的时候，他自觉担负起了救亡使命。即便是在人生的后半段，这个从冰天雪地里走出的东北人，在湿热的东方岛屿香港依旧没有忘记故乡，仍然用一支笔，力所能及地创作抗战文学，坚定不移地反映抗战这一主题。

　　以笔为戈，笔耕不辍，他始终不渝地行使着时代赋予他的使命。

　　在吉林省永吉县大金家屯，李辉英曾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故乡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无不催生塑造着他的精神风貌和个性特质。1927年，16岁的李辉英考入了上海私立立达学园高中部，两年后，他进入了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中文系学习。“九·一八”事变之前，他还是个沉醉于文学名著、写小说、搞翻译、创杂志的活跃文学青年，然而消息传到上海，李辉英悲恸万分，家乡如今已尽在日本人的蹂躏之下。李辉英随即参加了上海人民反日大示威。

　　多年来的文学基础，加上时事的激发，李辉英将满腔爱国热情投诸到了文学创作中，用手中的笔当作战场上的枪。1932年1月，他第一篇抗日题材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在丁玲主编的左联杂志《北斗》上发表。这一年，他刚刚21岁。

　　《最后一课》与1912年首次翻译到中国的阿尔丰斯·都德的小说同名。较为不同是，李辉英故事中的氛围已经有了肃杀冷峻之感，故事的发生发展已经不局限于课堂上，那位与在都德作品中喊出“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类似的老师并未在李辉英的作品中直接现身，却影响了整个故事的发展脉络。李辉英的作品却也因说教意味较为浓厚而没有成为如都德同名小说那样的传世精品，但这种开拓性和热忱却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李辉英随后又以惊人的毅力和才华在短短八十天时间里创作出了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万宝山》，这比起《八月的乡村》、《生死场》问世要早一、二年之多，堪称东北抗战文学的先声。

　　在《三十年代初期文坛二三事》一书中有这样一段作家自述：“个人身为东北人，对于东北的沦陷，不能熟视无睹。别人可以不要东北，东北人可不能袖手……作为生养在东北大地上的一份子，我不能放弃任何可以打击敌人的具体行动。执干戈以卫社稷，属于兵哲人的职责，我非武人，但因报国不容袖手，于是联想到纵然不能真刀真枪与倭寇拼个你死我活，目前应以手中掌握的一支笔，横扫妖氛，取得最后的胜利大有必要。”

　　李辉英的前半生似乎总是离不开时代、政治赋予他的使命，他后来又创作出反映抗日题材的长篇小说《松花江上》，即便是人生的后四十年，深处香港一隅，李辉英依旧没有放下手中的利刃——笔。他继续以一己之力承接自己对抗战文学的反思和审视，完成了抗战三部曲：《雾都》、《人间》、《前方》，其后期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成就已经更为突出。

　　李辉英不仅仅是个以笔为戈的斗士，同时也是一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甚至编撰出《中国现代文学史》，这在香港文坛上，颇具有拓荒意义。至于散文也写得恰到好处，如那篇常常作为中学语文阅读理解的《故乡的山梨》，文辞优美，情感细腻，对黑土地的热爱又是何等炽烈：“故乡使你留恋的地方太多了，一座山，一丛林，一条小溪，甚而是一些荒坟，都会给你留下亲切的影子；故乡使你回忆的事物也太多了，某个乡绅怎样抽大烟，迈方步……也全是叫人偶一回忆起来就像些活动影片似的给你轮演一回。”

　　这样一位兼具作家、学者双重身份的李辉英，无疑不应该被淡忘甚至忽略。尤其是他以笔为戈，坚守的那份爱国情怀，时至今日仍能让人动容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