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书写最终要落实到“人”(许旸)

　　陈思和在新书《昙花现集》中探讨海派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工人题材作品

　　工业书写最终要落实到“人”

《昙花现集》书影。(上海人民出版社供图)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我的诗篇》聚焦工人诗人的精神世界。(片方供图)

　　提起上海叙事，除了人们通常接受的繁华、洋气、小资的底色，是否忽视了工人群体的粗粝和血气？“缺失工人命运的海派文化是不完整的。”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知名学者陈思和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自开埠以来，上海的发展就与“工业”一词紧密相连，成为中国现代以来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但是，反映工人群体面貌、探讨工业文明的文学创作整体上却相对薄弱。

　　“上世纪50年代这类主题创作曾一度繁荣，但此后空白了一段时间。可喜的是，近几年上海作家中又涌现了数部有力度的工业题材作品，塑造了较为真实的工人形象及其生活变迁。但工业书写依然是个硬骨头，如今工人及工业内涵都有了新的拓展与变化，这在审美表达与立意探索上存在挑战。”日前，陈思和文学评论集《昙花现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作者在书中回顾了30年的治学路，并对工业书写的脉络及困境展开探讨。

　　一批工人题材作品重回大众视野

　　近年来，一批上海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不同历史时期上海工人的命运轨迹，力呈国事、厂事、家事的复杂纠葛和个人的喜怒哀乐，徐徐展开大时代画卷。工人如何在城市工业化进程中实现自我？作家程小莹的小说《女红》，着眼上海纺织业更迭，描摹下岗女工的生存境况与精神归宿，放大了流水线边易被忽略的个体，令人掩卷深思。正在创作《西区野史》的作家夏商，将新作视为小说《东岸纪事》的姊妹篇，与“东岸”聚焦浦东不同，“西区”将视线拉到沪西工人文化宫、大自鸣钟、曹家渡、东新路苏州河畔一带，扫描了上世纪30年代上海第一代民族工业、建国后公私合营机械化生产，直至上世纪80年代企业规模扩张时期的三代工人。“这些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恰恰折射出工业文明对普通市民群体的精神塑造。比如上海的一家无线电厂，前身是玩具厂，再往前是棉纺厂，我要做的，是为这种变动赋予情节血肉与人性力量。”

　　在陈思和看来，这些作品对工业题材展开了有益探索，令人欣喜。回望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的产业工人奔赴全国各地，参与新中国现代工业奠基；上世纪60年代，几十万工人在崇明围海造田、生产垦殖……可以说，工人群体的出现、壮大、变化，是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化缩影所不能回避的。中国大工业起伏浮沉，国有、外资、个体企业的转型，大批农村务工人员进城等大量命题，如何化为故事注入笔端，考验的不仅是作家文笔，更是创作者对时代脉搏的贴近与记录。

　　在美学与立意表达上仍有待探索

　　不过，工人题材的文学作品数量整体还是偏少。对此，陈思和说：“这一题材在写作上确实有很多局限与难度。”工人题材写得好的不多，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其审美表达，本身是存在困难的。“农村有几千年文化积淀，美学风格相对稳定。而在现代都市里，尤其上海这样的移民城市，工人群体流动性强，如何在美学与立意上把握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随着全球化浪潮，中国也进入了以信息技术为表征的“泛工业化”时代，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工厂、工人形态和内涵都发生了变化，这一语境对工业书写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前，工厂就是工厂，农村就是农村，界限分明。但现在的农村务工人员属于工人还是农民？一批年轻新工人也日益壮大，他们的身份心态、生活方式都有了新的色彩。”有评论家认为，并不是只有描写工厂的劳动生活，才反映现代工业文明。写工业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写“人”，比如工厂变化给人带来的冲击、工人生活上及精神上的演变等。

　　不难发现，直面这一题材的作家，很多都有工厂生活的经验，他们拥有大量一手素材，耳濡目染工业生活，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我的诗歌》，主人公正是一群在服装厂、煤矿、电子厂的工人，他们将日常体验融入诗歌意象。值得一提的是，同时入围的5部影片中有3部不约而同聚焦工人题材，包括美国的《夜宿人》、韩国的《工厂奏鸣曲》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人书写是全球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