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何来(王仁湘)

　　《北京——人类文明的圣殿》：王光镐著，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一座我们熟知而又陌生的城市。你是否想过，这座城也许最早只不过是一个小村子，兴许连村子都没有？许多人都不知道，在人潮如织的王府井大街，居然还曾发掘到深藏在地下10多米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证迹，那里有一座建造在地面下的博物馆，展示着2万多年前“正宗”北京人的人间烟火遗迹。

　　北京何来？王光镐在其新著《北京——人类文明的圣殿》中，以一位老考古人的睿智，为我们细细讲述了北京的地脉、人脉、城脉、文脉及气脉诸类，分述北京史前的悠久年代，文明早期的持续发展，帝都由无到有的递进拓展，民族多元一统格局的形成，以及承续传统的信仰体系。

　　北京之地，地脉有何特别之处？古代每一城邑的选址，既有相似的理由，也有它独特的理由，有地之理，有人之为。中国文化传统讲究“形胜”：有险可守，有便可乘，有美可瞻，有利可图。王光镐著作在开篇的导论中，首先论道的，就是北京之形胜。他援引清初史志家孙承泽言称，“幽燕自昔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苏秦所谓天府百二之国，杜牧所谓王不得不可为王之地”。王光镐认为北京正位于“东方生命带的中心”，是东北与华北两大平原史前农耕文明交融的接点，也是历史时期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互动的接点。他特别强调中华古文明研究视野中的这种“南北向的纵轴线”，视野的变换，可以看到过去看不大清晰的历史风景。

　　北京之地，人脉古远。这宝地最初是谁的所在？在旧石器时代，这里是猿人和智人的家园。在周口店发现了“标志古人类起源的北京人”和“标志现代黄种人起源的田园洞人和山顶洞人”。到了新石器时代，在此居住的先有东胡林人，其后是北迁来的黄帝集团及其后人。我们知道，黄帝仅存在于传说之中，考古学家很少谈论黄帝。王光镐审慎梳理了相关文献，正是由考古出发，得出黄帝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有关。他认为，黄帝源出燕山以北，崛起于燕山以南，再迁都于中原之土，这番大胆阔论，颠覆了“华夷之辨”的民族史观，开辟了北京史研究的新视野。

　　北京之地，适宜筑城。究其城脉，王光镐认为最早是黄帝时代建立的涿鹿之城。那个万国林立的时代，应当同时还有许多小城存在。《五帝本纪》有黄帝“邑于涿鹿之阿”之说，这涿鹿在今北京城西北；因此，有人认为黄帝的“涿鹿之邑”为古代北京建城之始。又因黄帝后人封于蓟，在殷商甲文、金文记载中，蓟国正在今北京之地，被认为是北京建城最早的可靠记录。更多人主张，西周燕都即召公奭的封邑在今房山琉璃河，由文献和考古双重证明城邑始建于西周成王之时。官方选择了这个燕都作为北京建城的纪念，这个“燕”，也就成了北京的一个重要历史名号，作国名、作郡国名、作城名、作都城名……历史变换着风景，这大名却一直被牢记着。

　　北京之地，精深之文脉生成于多元文明长时的融汇，博大宏富。“北京南承中原、西望长安、北临草原、东沐海风，地势险要，交通发达。地理结构的多元性和交通状况的自然天成，使北京自古就成了孕育、生成多元民族与多元文化的摇篮，也成了这些民族与文化交织融合的温床。”王光镐用了很大篇幅论述北方游牧文化与游牧部族的形成，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直接导致了游牧文化圈和农业文化圈二元对立格局的形成，从此以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多是围绕游牧民族与农耕社会的相互依存、相互碰撞、相互兼容展开的。”

　　从西周时期开始，“幽燕地区纳入中华主流文化圈，汉文明的传承从此历久弥昌。”从汉代开始，儒学逐渐成为汉文明和汉民族心理的重要内核之一，也成为幽燕文化的主干。不断入燕的少数民族，都从内里汲取养分，同时汉文明也吸收了一些少数民族文化。所以王光镐发出这样的慨叹：“公元十世纪初以后，由于辽金的西进、蒙元的东渐、明朝的北上和满清的南下，更不断造就了北京地区的历史多元性、民族多元性和文化多元性，终于缔造出一个底蕴深厚的东方文明之都。”

　　70万字写了8年，这是一部慢工细活成就的大作品，须得慢慢地读，方能品尝到字里行间蕴含着的醇厚味儿。看完之后，您也许会认可王光镐对于北京的“溢美之词”——它的历史、文化、文明长盛不衰，始终持续、递进地发展着，它奇迹般地将主流民族、主流文明和多元民族、多元文化融会起来，创建了一个多元民族与多元文化乃至多元宗教共生共荣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