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冼星海，走近那段岁月(刘迪生)

　　是不是一个巨大的悖论？正是最黑暗的中世纪，却孕育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璀璨的精神文化：殿堂、陵寝、雕塑、绘图，以及音乐的礼赞诗章——生命的绝唱。然而，中世纪是没有文学的，因为那是不需要思想也不允许思想的世纪。教皇一世格里哥利的一句名言，似乎仍没有过时：不学无术是虔诚的信仰之母。

　　信仰是要崇拜的，科学是要讨论的，法律是要执行的。不崇拜的信仰，不讨论的科学，不执行的法律，不管有多少个理由为此粉饰说项，都是无耻的谎言与彻底的伪化。是人生的旅程抑或也是受时代所囿吧，我自以为是一个有信仰的信徒，寸楮尺素凝聚着我那可怜的精诚，才对这部命题作文如此上心。冼星海，震撼中外乐坛的音乐家，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华彩的空灵本是艺术巅峰上的天籁之响，可一旦附上世俗的物欲，也就被穿上了“雅”、“俗”的号衣，即便是东方古之鼻祖师旷、师涓，也不能因之免俗。在那个时尚红色与革命的时代，冼星海就是东方的红色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是革命的阿炳，是那个理想与灾难明暗交叠的年代站在历史顶端青年精英的峰值点上的星光，让我们今天也情不能忍地仰止、行止。

　　我对冼星海如此痴迷、痴情，在这里一个字一个字地结茧成章，如前所述，某种意义上说，仅仅是因为所谓的信仰吧——是我对冼星海那个时代不能去怀的殷殷眷注。啊，延安，“回延安”……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诗人们当时近乎童真般的激情与忠诚，就像我不会怀疑我自己的愚笨和守拙一样……西方人对延安的交口称赞、《新华日报》的文章如雷贯耳，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东方历史数千年来一个新生命的哇哇啼叫，总让我一想起来就血脉偾张，不能自已。

　　尽管冼星海的同龄人——胡风、田汉、丁玲、贺渌汀等巨子后来的命运令人唏嘘，但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燃烧的东方灿烂的早霞，她的美丽在今天看来，是另一种耸入云天的恢宏博大的精神建筑，让多少脆弱的神经不敢仰视！不管是篡改、蔑视，或是屏蔽、冷藏乃至格式化那一段不可疏忘的历史，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说，窃想都是有意无意的背叛。

　　宝塔山，20世纪人类奇迹的东方的政治地标……

　　那一段史事，太让人神往了。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说过，所谓历史，不过是对发生过的政治事件的忠实记录而已。没有政治事件真相的历史，无疑是伪史。“真相”，永远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汲汲追寻，正是对真相无穷的追寻，才让哲学、历史学如此广博渊深。但我，想做一个芒履蓑笠、孤舟挂帆的远行者，走近星海，不过是为了走近延安，走近那一段我的梦中岁月。

　　但受命作文，不能浇尽胸中块垒，当然是文人的虚伪与卑贱。我在这里重彩“红色”，很可能取魏收之诟，但我绝不是为口腹所累：新中国一路走来，若是冼星海健在，以他那傲骨凛凛的书生气节，窃想比他的同侪们还要不堪。然而，童年乃至青少年的那一段美丽，会是长在心头的一粒瘊子，伴人终生；亦如懵懂初恋的卵石，在岁月河床的打磨下愈加璀璨晶莹。

　　两千多年了，尽管我们有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轰轰烈烈，只不过“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挪动过跬步。历史没有捷径可言：我们连古希腊的城邦社会——奴隶创造历史的恢宏壮举——都必须重新走过！

　　面对我们今天的经济成就，不管怎么定位“城邦”之外、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我从内心深处对他们充满了深深的敬意。我们所深为自信的，并不仅仅是西方老祖宗传给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先进制度，更是我们十三亿人口大国的无限张力——让神经脆弱的西方政客们望而生畏的创造者、劳动者的巨大张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大约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才终于结束了让黑格尔扼腕的“没有历史”的历史。这便是鄙人的“红色”情结吧：也是甘愿如牛负重、努力笔耕的自我选择。

　　冼星海，这个最应该享受革命盛宴的红色信徒，没有能看到东方的黎明。不管幸与不幸，他决然而去，走得那么匆忙、那么唐突……他的背影在黄河的波峰浪涌与落日的余晖中浩浩远去。但是，他与奔流不息的黄河同在……

　　我，像撬动玄武岩般艰难地掀动那些熔岩冷却后的碎片，力图与读者分享那段多艰也辉煌到了极致的岁月，却多有惶悚之感！那是因为，我和时下的青年们一样，对宝塔山之高、延河水之清、延安窑洞之瑰丽，知道得太少太少了。

　　刘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