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观照下的《白门柳》(於可训)

　　新世纪之初，我应读者和出版社的要求，着手修订拙著《中国当代文学概论》。上世纪90年代的创作有一个新的亮点：是长篇小说异军突起，这其中，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又是继上世纪80年代之后从万马军中杀出的一支劲旅。在数量众多的长篇历史小说中，如何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作重点论述，这是我当时颇感犯难的一个问题。

　　经过再三选择，反复权衡，最终我选定了三部长篇历史小说作为这一时期历史小说创作论述的重点。这其中就有刘斯奋的《白门柳》。其他两部则是唐浩明的《曾国藩》和二月河的《雍正皇帝》。虽然后两部作品未获“茅奖”，但我认为这三部作品各显特色、各具匠心，代表了这期间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它们构成了一种“三足鼎立”之势，支撑着这期间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艺术大厦。我的论述重点各有侧重：《曾国藩》重点论其文化人格；《雍正皇帝》重点论其人性还原；《白门柳》的论述重点，则根据作者“揭示我国17世纪早期民主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把新思想的产生作为最终的表现目的”的“创作立意”，重点论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是通过明末清初复社的活动，表明这一代知识分子所坚守的政治理想实际上的不可为，必须重新寻找革新政治的出路，由此催生了一种新思想的萌芽。”“第二个方面是晚明社会政治窳败、朋党之争剧烈、统治者为政失聪，致使阉党余焰复炽、国势日渐颓唐的情势对一种新思想的产生所起的激发作用。”“第三个方面是明清之际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因素，对一种新思想的产生所起的孕育和催生作用。”我的论述显然是取社会历史的角度，虽然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但却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就是对作品的思想和艺术都产生重要影响的题材本身的文化意味和作者的文化意识。

　　当代长篇历史小说，自《李自成》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关注的重点是历代农民起义，尤其是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太平天国等几次大的起义斗争。这是因为，历史上的这些农民起义，与现代农民革命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也存在一种同质关系，需要而且也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史为鉴。从《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到《李自成》的创作意在“写李自成革命的经验和农民战争的基本规律”，就是一个证明。后来由于社会变化和文化转型，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题材，逐渐由民间转向庙堂，由农民英雄转向帝王将相，尤其是清代的帝王生涯和后宫生活，更是一个时期长篇历史小说趋之若鹜的选材对象。虽然有些作品并非如《李自成》那样，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真实地”或“本质地”反映历史的小说，但在艺术上却与中国古代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帝王外史等长篇类型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这种类型的长篇历史小说，多受古代长篇话本和章回体小说的影响，偏重于民间的、大众的文化趣味，而较少顾及文人趣味和占中国文学主流的诗文传统，这种趣味“偏至”现象，就使得当代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拒绝或不能有效地继承、吸收、融汇、转化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即“士”所代表的精神文化传统，包括他们所崇尚的人生哲学、所信守的道德节操、所欣赏的艺术趣味，以及主要由他们所传承的诗、礼之教和他们所擅长的琴、棋、书、画等文化技艺，等等。因而也较少注意文人或“士”这一特殊阶层的生活和他们的历史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斯奋的《白门柳》弥补了当代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这一重大历史缺陷，易文翔的研究则为《白门柳》的这一历史贡献提供了学术上的证明。

　　我所说的这个证明，主要是指易文翔的研究，不是用一般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而是用审美批评的方法，努力从这部作品中去挖掘、发现明末“士人”所负载的文化使命、所秉承的文化传统，以及他们自身所特有的文化气质，如何通过作者独特的审美意识的作用，转化为作品的美感。这种美感既有作者对历史所作的审美观照，即将历史诗化所铸造的诗性，也有作品在形式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审美意味。因为这些因素的作用，所以整个作品确如易文翔所说，“处处飘逸着文化诗魂，流淌着浓郁的诗化色彩”。易文翔的研究，深得个中真味。通过这样的研究，不但使我们对这部小说独特的美学价值有深入的认识，同时也让读者通过研究者的指引，收获一种难得的审美享受。(《诗，在历史中论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易文翔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