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文学批评不能退出文学现场(郭小东)

　　A 戛然中断的革命精神

　　我曾经在1988年说过：“批评的衰落首先是批评的堕落，正如文明的衰落是以文明的异化为代价。”同时追问：“在当今中国文明程度最为发达的省份，我们何以反而失去了批评，失去了文学的真正诤友？”当时引发激烈争论。在上世纪80年代狂飙突进的时代，在一个激进的文学时代，相对逊色的文学批评状况令人不满，其实是对之包含着一种过高的期望。今天的广东文学批评呢？

　　晚清的广东人梁启超在百余年前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倡导“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于阴霾的中国开文学风气之先，使广东的近代文学走到全国前列，并导引了中国文学近代化的方向与进程。是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启动了文学作为社会革命的闸门。广东也因此诞生了大作家、大作品、大革命，在百余年间翘楚于国中。

　　这种文学的革命精神绵延不绝，于上世纪80年代再次形成一个峰峦。广东文学顺应了伤痕和反思年代的一切文学要求，首先是萧殷对“阴谋文学”和“三突出”创作方法的批判，然后是黄伟宗关于“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立论、饶芃子发起的“论社会主义文学中的悲剧”的文学论争，陈志红、朱子庆直指“广东文坛静悄悄”的诘问，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引发的轩然大波，还有谢望新、李钟声对岭南作家的系统性研究，郭小东对岭南散文流派和社会主义文学流派的探寻，黄树森关于珠江大文化圈及“叩问岭南”的文化追索……广东文学批评视野所及，是广东作为岭南广袤地域中的文学状态、走向及与外界的沟联影响。企图冲破五岭山脉的阻隔，消弭南方遗忘的文学思考，文学批评关注的是立足本土又摈弃本土褊狭的大的文艺问题。这种开阔的文学批评视野与胸怀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就戛然中断。

　　这种中断在不知不觉之中又延续了十余年。地处南方的广东真的被遗忘了？这种遗忘首先是以自我遗忘为诱因的。这不是盛世危言。广东文学批评确实曾面临危机。

　　B “水过鸭背”的研讨会

　　先开列一份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学备忘录，上世纪90年代以降的广东文学，就其长篇小说收获而言，至少有如下记录：刘斯奋的《白门柳》、陈国凯的《大风起兮》、吕雷赵洪的《大江沉重》、程贤章的《围龙》、金敬迈的《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何卓琼的《蓝蓝的大亚湾》、杨干华的《天堂挣扎录》、余松岩的《地火侠魂》、朱崇山的《南方的风》、雷铎的《子民们》、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洪三泰的《风月三部曲》、金岱的《精神隧道三部曲》、谭元亨的《客家魂三部曲》、何继青的《资本风暴》、张欣的《情同初恋》、张梅的《破碎的激情》、盛琼的《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词》等等。透过这份名单，我们发现了什么？

　　《白门柳》、《大江沉重》、《大风起兮》、《蓝蓝的大亚湾》这四部小说，曾经分别在北京或广东召开过作品研讨会，随后发表了若干主要由北京评论家撰写的评论文章，对之作了客气的礼节性的评论。其余作品基本上逸出广东文学批评的视野，严格说是被视而不见。其实，这四部颇受重视的作品，广东文学批评对之也是极不认真的，至今没有读到哪怕是对之稍作深入研究的论作(我在这里指的主要是研究态度和动机)，其“研讨”效果自然也就水过鸭背。

　　广东文学批评来自于三个板块：媒体、专业批评机构和高校。媒体自有它的游戏规则和操作程序，它只负责推介、炒作和包装，提供终端服务，它不具备研究功能。文学批评的责任就落在专业机构和高校。这两块给出的信息是什么？专业研究机构似乎顾不上对文学走势的繁琐跟进和具体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如果没有对庞杂的文学现象迅速规矩为课题的话，则对之的批评就似乎不在专业机构的视野之内，而这是极为可能的。它有推诿的理由和原因。剩下来最有期望的是高校了。高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本土文学主义者也许是最有可能也有责任对本省的文学状态做出臧否，同时也最具权威性，且拥有一支较为齐整的队伍。但是什么东西阻碍了这种顺乎情势的发挥呢？上世纪80年代卓有成就的广东文学批评家饶芃子、黄伟宗都在大学，他们都曾系统地研究过广东的作家作品。而当下广东高校的学院派们，对于广东文学历史与现状的陌生轻慢，疏于研读、视若虚无，以北方文学的评价为圭臬为指引，而缺失对此时此地文学的亲和与发现，恐怕是弊端的题中之意。这与凡以为大作品问世，必先邀请来自北京的评论家来粤研讨，以求得撑持这种心理相关。求助外援本是一个好举措，但我以为它必须是建基于把自身的文学工作包括批评工作做好之后，而不是自己退出批评的现场，却把批评的责任推给别人。

　　C 非常需要年度概评

　　如果说广东文学是左手，稀薄的广东文学批评就成了一只抚摸左手的右手。毫无刺激、感觉和叛逆，毫无异质、激情和反抗。作品和批评家之间构不成文学的紧张关系，批评放弃了话语权力、遗忘了自身。目前，硕果仅存的几本关于广东作家作品的研究文论，其写作生成大多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广东文学研究和批评在上世纪90年代以降已相当薄弱。

　　上世纪90年代的商品规律，取代了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启蒙发言，而成为南方社会的主要话语方式。历来为政治代言的文学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自“小说界革命”以来，“小说之支配人道”的经典说道，在上世纪90年代已成神话。南方媒体每天报道的现实生活情节，比小说更真实、更精彩、更残酷。文学批评在这种更真实、更精彩、更残酷面前，失却启蒙与权威断语的位置。批评是理性、自觉同时客观清醒的，它没有任何理由以非理性的态度进入文学。它不能一味地抚摸着、安慰着、广告着文学，同时引导文学虚拟着向前看，它更重要的也更理性的态度，是引领文学向后看，对现实取一种哲学否定的立场。从而形成一种看取历史的思想行为，一种看取历史的现实姿态。

　　由此，我想起了别林斯基《一八四二年的俄国文学》。别林斯基把在欧洲被称为“目睹者”的杂志，改称为“概评”。他认为这一变更标志着两个不同的时期：前者是直观的，后者是思想的、返顾的。他批评俄国杂志：“竟没有对俄国文学的任何历史的、每年一度的，或者随便什么性质的概评”。接着他严厉地批驳：“除了把这种现象归同于对文学事业的漠不关心之外，再也不可能找到别的原因。”在他看来，概评是不同时期意见的一部活生生的编年史。

　　广东文学非常需要年度概评，非常需要由概评编织的活生生的编年史。从现在开始，《作品》、《花城》、《特区文学》等广东的文学杂志，坚持每年都有一篇各取立场的广东文学年度“概评”，若干年后，广东文学批评将会如何？

　　郭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