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复杂的中国乡村(郑润良)

　　《生死故乡》 系列作品应是杨献平的一个转型之作。这种转型并不是题材意义的，从题材而言，杨献平关注的依然是自己创造的文学地理“南太行”。多年来，杨献平通过系列作品持续书写自己故乡“南太行”，即太行山在河北南部、山西东部、河南北部“交揉”的太行山乡野，并由此辐射整个中国北方。“南太行”不仅是杨献平的地理故乡，更是他魂牵梦萦的精神故乡，也是他着力书写和营造的文学地理。多年来对这片地域的书写，使得杨献平越来越深地参悟了这一地域对于自己的意义。

　　对于杨献平来说，《生死故乡》 的转型首先是一种文体形式上的转型。借助这部著作，散文家杨献平开始尝试以故事的、虚构的形式融入自己对故乡的洞察与思考：“近来，我也忽然觉得，文学最能打动人心的，仅仅综述或者一厢情愿的表达和呈现都不足够，必须要有故事。故事是人心当中最丰茂与自由的物，一旦成型，就会四散奔逃，开花结果，还斜枝横移，叶片万状。”但这些故事又不是纯粹虚构的，“这些人以及他们的故事，都是确切的，有据可查的，并且能从南太行乡村大部分人口中得到证实”。也因此，《生死故乡》的文体特征非常暧昧，介于小说与散文之间。但我个人认为，里面的大部分篇什属于散文化的小说。散文化的小说戏剧性不强，但兼有小说文体虚构的自由与散文的真实力量。对于杨献平而言，我感觉这应该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文体。

　　《生死故乡》表现了乡土社会的沉重、虚无与孤独。乡土写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自五四以来，乡土写作逐渐形成了两大传统：一是鲁迅等人开创的乡村苦难叙述，写作的主旨是展示乡村的现实困境，探讨疗救的可能。一是沈从文等人开创的乡村牧歌写作，以诗意化笔调营造乌托邦。从近年创作来看，这两种传统都有所赓续。刘亮程等人的创作大体上延续了后一种写作传统，在文字中营造了诗意、自足的乡村世界。他们营造的乡村美则美矣，但离我们普通人的现实经验、离我们耳闻目睹的“三农”问题距离甚远。因此，2010年，学者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一面世，立即引发热议。这一现象从反面说明当下文学创作中真实书写乡村的文字太少了。

　　与《中国在梁庄》一样，《生死故乡》对当下的乡村问题毫不避讳。亲兄弟之间因为几间破房大打出手、残障者被家人毒死、弱势者受人欺凌却无能为力……乡村社会恃强凌弱的丛林法则，乡村政治环境的不公正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功利主义时代背景下的乡村公共道德败坏、底层农民的精神狭隘、生存困境与家庭悲剧等，都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乡村人物故事呈现在我们面前，确切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立体、复杂的中国乡村个案。

　　(《生死故乡》杨献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