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新一代的抗日题材小说(陈冲)

——《一座塔》的意义和意味

　　一

　　刘建东的长篇小说《一座塔》出版于2012年底。书的封底页上，印有“著名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的评语：“作为刻骨铭心的文本，它定将不可摇撼地嵌入中国文学史。”可是它出版之后，没有人为它“运作”，所以也未能“好评如潮”。当然，这并不等于批评界不看好它，只能说批评界还没机会看见它。在一再强调“批评的有效性”的今天，想象某位批评家自掏腰包从书店买回一部《一座塔》，披阅之后或击节赞叹，或大为烧脑，纯属在讲山海经。两年半过去了，它不仅没有被人们记住，反倒正在被人们淡忘。

　　不算中短篇，从2002年的《全家福》开始，《一座塔》已经是刘建东的第四部长篇了。不过说句公道话，刘建东的作品虽然并不是很难读，但批评起来确实特烧脑，尤其是对于学院派批评来说，往往不得其解。举个小例子吧。刘建东的许多小说里都有一个“我”，而这个“我”让许多批评家倍感困惑。《小说修辞学》里讲了那么多叙述理论，却没讲到过这种“我”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它既不是小说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也不是故事的叙述者，它往往只是在我们几乎忘记小说里还有一个“我”的时候才短暂地出来一下，随即又悄然隐去。既有的文学理论解释不了它存在的理由，却又没有哪个批评家敢直说它应该去掉。张晓琴就被它搞迷糊了，以至《羽翼》一文在论及《一座塔》的叙事时，竟从小说文本中分解出五个“叙述视角”来，而“我”是其中之一。可是在实际文本中，整个故事中没有任何一段完整的情节是由“我”讲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羽翼》看成一篇范文，去了解学院派批评的长处和短处。它聚精汇神地解决一个问题，却完全不管“下一个问题”。即如这篇文章，旁征博引，很雄辩地论述并证明了“刘建东的小说是一种先锋精神的践行”，但实际上这是任何一个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事实，真正有意义的是下一个问题：这种先锋写作究竟赋予小说哪些写实写作难以表达的内涵？类似的，此前有过一篇文章，劈头就说：“如果你认为《一座塔》是一部抗战小说，那么你错了”，因为刘建东把“这场对民族、国家生死攸关的战争，转化到了个人命运、个体灵魂的层面来考量、猜度、审视”，完全不顾及下一个问题：“个人命运、个体灵魂的层面”，就一定比“民族、国家生死攸关”更重要？或者更高更深更好更文学？

　　二

　　刘建东坚持写作的先锋性，20年始终不渝，而写作的可持续性并没有出现问题，是因为他对先锋性的探索是多方面的，也是独特的。他也试验过超现实的写作，如中篇小说《减速》，但更多的时候他更愿意给自己的小说搭建一个写实的故事框架。问题在于，他太过专心于自己的试验，没有想到这是对批评的一种挑衅。批评家们在既有的文学理论里找不到依据来解释这种先锋中的写实，只好格外强调那个先锋，然后假装没看见这个写实。然而，不管是假装没看见还是真没看见，都抹煞不了它的存在。《一座塔》刚好是个几近完美的例子，现在我们就来做个真正的文本分析，把那些先锋性的局部先放在一边，把这个“写实的故事框架”解析出来。

　　故事开始的时间很明确：“1940年风雨飘摇的春天”。地点是“A城”，和城郊一个叫“东清湾”的村庄。人物则以张氏家族为中心，老一辈的有两个，住在市里的哥哥张洪庭，和住在乡下即东清湾的张洪儒。张洪庭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张武通，是A城的副市长，二儿子张武厉，是华北绥靖军第七集团军第四团第三营的营长。女儿张如清，是这个家庭的叛逆者，“对这个家庭怀有深重的负罪感”，并且爱上了一个叫黄永年的革命者。还有一个被认可了的私生女张如烟，原来叫杨小雪。张洪儒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儿子叫张武备，三个女儿分别叫张彩妮、张彩芸、张彩虹。日军要在东清湾建一座监狱，张家的祠堂被圈在了监狱的围墙之内。张洪儒前去交涉，无果，他就把自己关在了一座石头屋子里，与外界完全隔绝。他的儿子从此“消失”。他的小女儿张彩虹目睹了张家祠堂被炸毁，从此失聪。张洪庭得知张家的祠堂没有了，决定建一座高塔，可以从塔顶看到东清湾，再把祖先的牌位供奉在塔上。这个决定得到了二儿子的赞同，却受到大儿子的反对。不成熟的革命者黄永年酒后去找革命的领导者老杨，被张武厉尾随，导致老杨被捕，黄永年也自此“消失”，张如清不断地寻找他，希望能证实他不是叛徒。曾经“消失”的张武备重新出现。他出走的路上遇到一个猎人，从猎人那里学到了枪法，猎人死后他开始行动，首义便是袭击了日军押送犯人去监狱的车队，而猎人的女儿姜小红则成了他的“影子”。张武备的队伍渐渐发展到36个人，他本人则被称为“龙队长”，威名显赫，而实际上真正起领导作用的却是姜小红。老杨在那次袭击中得以逃脱，而这时张彩芸也从家里逃出来，二人途中相遇，又一起到了延安，并结为伴侣。张武通和张武厉搜捕逃脱的老杨，抓到了六个与老杨酷似的人，他们处决了其中的五个，由于张武通的坚持，留下了最像老杨的一个，让他冒充老杨。老杨和张彩芸从延安回到A 城，准备对A城发动一次进攻，发现城里还有一个老杨“把越来越多的革命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却无所行动。“龙队长”则不断发起一些鲁莽的袭击使敌人加强了戒备。由于出现了一张老杨与张武通把酒言欢的照片，组织上开始了对老杨的严格审查，老杨一手在城里创建的地下组织陷于瘫痪，一些骨干成员被秘密处决。张彩芸从东清湾回到驻地救老杨，独自进入A城却被张武厉抓获，在知道了她的目的后，张武厉让她抓走了假老杨并带回驻地。老杨因此解脱，张彩芸却因擅自行动被送回根据地学习。张武厉带部队去清剿龙之队，大败而归，受到张武通的讥笑。张洪庭的塔越建越高，直到张武厉和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发生了奸情，震怒中的张洪庭下令停止建塔，把张武厉关在了塔里，把张如烟送去净心庵，于是她有了第三个名字：明月。张武备得知汪精卫要来A城，准备刺杀他，姜小红反对，但已经爱上张武备的丁昭珂认为他什么都能做到，并参与进来，利用她的记者身份协助。姜小红往来城乡之间为他们传递消息，而为了保护张武备，她对他隐瞒了汪精卫要来的时间，准备自己代替他执行这次刺杀。她知道自己不可能安全脱身，所以先进城杀死了一个日本军官，夺得一支张武备一直想得到的勃朗宁手枪，请丁昭珂转交给张武备，但在离开丁家后被正在梦游的张武厉意外杀害。黄永年回来了，别人已经认不出他来了，他得以和张如清天天约会，并且在张武厉的部队里当了一名班长。张武备坚持执行刺汪计划，但未及混入酒会即被发现，受伤被擒。酒会按时举行，黄永年开枪击伤汪精卫，自己被乱枪射死。张武备被挂在了即将完工的玲珑塔上，从正月十五挂到了正月二十八。张洪儒从石屋里自行走出来，让村人重新发声，和他一起朗读了 《礼记》。老杨的攻城计划准备就绪，张彩芸被当作叛徒处决了。因为风闻八路军要攻城，建塔的工人纷纷逃离，玲珑塔只剩一个塔尖却未能完工。张武通逃往重庆，后被南京军事法庭以汉奸罪审判。留在A城的张武厉被八路军抓获，关押期间因为梦游被误认为企图逃跑遭击毙。张洪庭登上了未完工的塔，后被发现死在了那里。玲珑塔被八路军炸毁，而走出了石屋的张洪儒则率领着村民们烧掉了日本人的监狱，然后在其废墟上重建了张氏祠堂。

　　还能有比这更“写实”的抗战故事吗？正是这个写实的、有头有尾的故事，贯串了这部小说的始终。它怎么可能不是一部抗战小说？

　　三

　　但是，我们应该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参照系里，来解读这部抗战小说？

　　刘建东是一位河北作家。河北是一个传统的抗战小说强省。从建国伊始，短短数年间，出现了一批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抗战小说，如《平原烈火》、《腹地》、《新儿女英雄传》、《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战斗的青春》等等，几乎占据了那一时期我国抗战小说的半壁江山。毫无疑问，这是一段光辉闪耀的历史。这个传统后来一直延续了很久，但不能不说也缺少发展和变化。与苏联相比，他们的卫国战争打了4年，写到40年的时候，已经有了第三代的卫国战争小说。我们的抗日战争打了14年，写到60年的时候，仍然是那个写法。作为代际区分的特征，我想把这一代的抗战小说归纳为“二元对立下的英雄主义”。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在原地踏步。举例来说，管桦发表于1957年的小说《辛俊地》，就是对这种写法有所突破的一次尝试，但很快受到了批判。同样生不逢时的还有郭澄清的长篇小说《大刀记》。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解放思想的推进，抗战小说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写过《平原烈火》、《小兵张嘎》的徐光耀，写出了《冷暖灾星》、《四百生灵》、《杀人布告》等中短篇小说，前后比较，差别显而易见。经过这样一种承前启后的传递，到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的出版，抗战小说的代际转换终于得以完成。中国有了第二代的抗战小说，而河北的作家当仁不让，继《笨花》之后，长篇小说有了何玉茹的《葵花》，刘建东的《一座塔》，曹明霞的《日落呼兰》，中篇有陈冲的《紫花翎》，还有李延青的一系列短篇。现在就来归纳这一代抗战小说的共同特征为时尚早，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它们已不再是那种“二元对立下的英雄主义”了。

　　只有把 《一座塔》 放在这样的背景下去解读，才有可能读出它的意义和意味来。

　　然后才是下一个问题：它的先锋性。这也是它有别于其他第二代抗战小说的地方。在那个写实的大故事框架之下，小说的先锋性体现在那些非写实的局部。这些局部本身没有故事性，多数只是一些象征或意象，所以也不会推动、影响那个大故事的情节发展，削弱它的写实性。不必讳言，这在小说修辞上是有问题的，因为每到这种地方，故事就会停下来，不往前走了。然而这也是一种选择。因为正是在这些故事停下来的地方，读者读到了某种被用来“代替”故事的文字，从而扩展了、深化了那个故事的内涵，而如果你“纯写实”地去看那个故事，是看不到这种内涵的。

　　举个例子。日军为了修建监狱，炸毁了张家祠堂，张洪儒把自己关进了石屋。如果沿着写实的路继续往下走，那么东清湾的人们会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从而形成诸多情节，有些还可能成为那个大故事此后发展的推动力。然而到了刘建东的笔下，这个反应的“各种各样”被取消，变成了整齐划一的集体“失声”———东清湾所有的人都不再发出任何声音。这不是“事实”，却是一种象征。它立刻让读者暂时离开了故事，去思索这个象征的意味：这是沉默，不是反抗，但也不是顺从。这种沉默对敌人又意味着什么？

　　不过，刘建东为自己保留了一个例外———张彩妮。她仍然能够说话，而且能听见别人“没有发出来的声音”。我能意会，这是为了叙述的需要而做出的牺牲。东清湾说到底还在那个大故事之内，即使很细，总得有一根管子能把两者接通。或许将来的某一天，刘建东会尝试一下不要这根管子行不行。这会成为一个大难点，但对小说来讲，亮点往往正是在难点上闪闪发光的。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刘建东小说的先锋性是相当节制的，他从来不用太想象化的超现实细节介入他的故事，因为在那个写实的大故事里，容不得一个由甲虫变成的人物，或让一个人物变成甲虫。他更多地依靠文字而不是想象。他会用认真细致的笔触，仔仔细细地去描述一个并不存在的、读者也想象不上来的事物。他也会用非现实的形容词语来描述现实的事物，让读者能明白他描述的是什么，但并不是从这些词语本身直接明白的，就像是通过镜子照出来的。他更多时候会选择某些并不超现实、但又是非常态的东西加以突出和强调，来渲染出非现实的效果，例如《一座塔》中张武厉的梦游。很可惜，他为此而进行的极有个人特点的锲而不舍的努力，完全不在学院派批评的视野之内。

　　这里不再过多过细地探讨刘建东的先锋写作中的得与失了。就是在这种有得有失的先锋写作里，《一座塔》为我们的文学注入了哪些新东西？我想至少有两个大的方面是显而易见的———小的就不说了。

　　首先，它为我们的抗战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的对抗战的审视。在这一点上，《一座塔》和其他新一代抗战小说是一致的。它们说出了一个明摆着的、但又死活不肯说出来的事实：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不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打赢的，而是由中国人民———包括所有生活在大后方、根据地和沦陷区的中国人———“熬”出来的。日本军队曾经多次在战场上打败中国军队，但是日本人对付不了中国人的这种“熬”。正是因为所有生活在大后方、根据地和沦陷区的中国人都在不屈不挠地、坚持不渝地、舍生忘死地熬呀熬，才熬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那一天，中国才成了战胜国。《一座塔》就真实地记录了沦陷区人民的这种“熬”的历史。

　　其次，它不仅重新审视了那段历史，也超越了那段历史重新审视了发生在那段历史里的种种恶行。就像那座塔高85米，只差一个塔尖、但到底还是没有完工的玲珑塔，修建者张洪庭在修建之初并没有明确的目的，除了“要给自己的父亲和祖先一个安宁而高远的家”，就是“登高望远的那种气势和心灵的一种安慰”。他的二儿子凶残暴戾，崇尚高压暴力，连梦游时都要用以手比画出来的枪去残害生灵；他的大儿子阴险狡诈，崇尚绥靖怀柔，一心梦想A城变成一座玻璃城市，所有人的言行都在监控之下。路线不同，但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把A城变成一座美好的城市，而“美好”的标准就是秩序，秩序的前提就是人们不再拥有与生俱来的意志和尊严。在这部小说中，这两个人物都是明码实价的汉奸，但他们的父亲不同。仅就小说中写到的那些事，指控张洪庭是汉奸的依据明显“不够”。在小说里，他和日本人几乎没什么来往。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小说也几乎没写到他那两个汉奸儿子怎样从日本人那里领受指令。他们的恶行并没有打上明显的“日本造”标识，这些恶行的文化渊源在中国的传统里都能找到。而同时，你甚至不难从斯诺登爆出的美国监听丑闻中，看到张武通那个玻璃城市梦的影子……

　　好了，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小说中的那个“我”在文本中到底起什么作用了。它与这个故事是由谁叙述的无关，只与这个故事是什么时候被叙述出来的有关。从小说修辞上讲，这部小说是一个全知叙述的文本，因为它不存在实质上的叙述死角。那个“我”，只是以“姥姥的外孙”和“张如清的儿子”的身份，引领着我们一起来听、有时还会提示我们应该怎样来听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