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语系文学：花果飘零 灵根自植(王德威)

杜维明

王赓武

李欧梵

黄锦树

洪美恩

　　在20世纪文学发展史上，“中国”作为一个地理空间的坐标，一个政治的实体、一个文学想象的界域，曾经带来许多论述、辩证和启发。到了21世 纪，面对新的历史情境，探讨当代中国文学的时候，对眼前的“中国”又要做出什么样的诠释？而这些诠释又如何和变动中的阅读和创作经验产生对话关系？

　　当我们从事当代文学研究时，首先想到的研究对象可能是像莫言、苏童、余华、王安忆这些小说家；顾城、海子、翟永明、西川这些诗人。但过去60年 来除了中国大陆以外，也有许多文学创作热切地进行着，包括香港、台湾地区以及马来西亚华人的社群，还有欧美的离散作家群等。这些不同地域的中文创作蓬勃发 展，以往都被称为“华侨文学”、“海外华人文学”或者是“世界华人文学”等。

　　21世纪，这样的分野是否仍然有效呢？当我们谈论广义的中国文学时，要如何对待这些文学生产的现象和它们的成果呢？无可讳言，从民族主义、移民 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定义其来有自。但是作为文学研究者，如果严肃地思考文学和地理的关系时，我们是不是能够善用观察和反思能力，诉求一个不同的命题： “文学地理是否永远必须依附在政治的或历史的地理的麾下，形成对等或对应的关系？”这是文学“地理学”的第一层意义。

　　作为一个文学从业者，我们必须善用处理文本时的虚构能量。这虚构的能量并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而是激发我们面对生存境遇时 的对话方法。在这个意义上，现实政治历史不及之处，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文学这一虚构的媒介，展现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批判或憧憬？当一种以虚构为基准的文学空 间介入到实际历史情境里，必然会产生碰撞，产生以虚击实，或以虚寄实的对话关系。这是文学“地理学”的第二层意义。

　　国家文学是西方19世纪以来随着国族主义兴起所形成的文学表征。国家文学与国族地理之间的对等几乎成为约定俗成的现象。这一现象在最近的几十年 开始有了松动，文学研究者重新思考国家和文学之间对等关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尤其是中国大陆之外的华语世界文学也有精彩纷呈的表现，这些以中文写作的文学 作品，我们到底是把它们当做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还是华侨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还是更伟大的“天下”文学的一部分呢？近年有什么样的新的论述方法和命名方 式，可以用来作为文学研究者介入这一问题的身份、立场、或者策略？

　　“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在近十年异军突起，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重点是从“文”逐渐过渡到语言，期望以语言——华语——作为最大公约数，作为广义中国与中国境外文学研究、辩论的平台。 Sinophone意思是“华夏的声音”。简单地说，不管我们在哪儿讲中文，不管讲的是什么样的中文，都涵盖在此。但Sinophone向内、向外所衍生 出来的辩证，还有与其他语系文学研究的对话，其实充满了政治、历史和各种各样文学理念之间的紧张性。

　　Sinophone的兴起，是相对以下的几种有关(殖民属性)文学或是文化的专有名词。像英语语系文学(Anglophone Literature)，意味在某一历史阶段，曾经有使用英语的政治势力侵入世界另外一个地点，并在当地遂行以英语为主导的语言、教育、文化、行政势力。 年久日深，英语成为公用的沟通工具，一方面压抑、剥夺了在地语言文化的原生性，一方面却也正因为在地的影响，英语也变得驳杂而“不纯正”起来。如此形成的 交杂现象，从发音、文法、修辞到广义的话语运作、文化生产，都可得见。

　　以此类推，像法语语系文学，或者像巴西的葡萄牙语系文学，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系文学等现象都是因为从18、19世纪以来，扩张主义——帝国的、 经济的或殖民的——所造成的文化后果。这些文学形式虽然使用宗主国所强加的语言，但毕竟离开那个所谓“祖国”的母体——离开英国、法国、西班牙或葡萄牙 ——已远，再加上时间、风土杂糅的结果，形成了复杂的、在地的语言表征。

　　这一方面提醒了我们在地文学和宗主国之间的语言/权力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正视在地的文化从事者因地制宜，对宗主国的语言文化做出另类衍 伸，解释，发明，于是有了斑驳混杂的语言结果：杂糅、戏仿，甚至是颠覆的创作。殖民者的话语当然占了上风，但也必须付出代价；被殖民者颠覆权威话语的力量 永远蓄势待发。

　　华语语系文学是不是必须从后殖民主义角度理解呢？这个问题似是而非。我以为即使是在有限的殖民或是半殖民的情况下，海外华语文学的出现，与其说是宗主国强大势力的介入，不如说是在地居民有意无意地赓续了华族文化传承的观念，延伸以华语文学符号的创作形式。

　　比如1940年代的上海，就算沦陷于日本，也很难想象有日语语系文学的产生；相对的，张爱玲还有其他作家的活动正是在这段期间风行一时。在东北 被占领、成立傀儡政权的那十几年，大宗的文学生产仍然是以中文为主。台湾的例子比较不同，因为殖民时间长达50年，30年代日本官方传媒笼罩岛上是不争之 实。但台湾仍有相当一部分文人以中文/汉语形式——如汉诗、白话中文、闽南、客家方言艺文——来延续他们对于广义中国文化的传承，并借此反射他们的抗争心 态。何况民间文化基本仍然保留相当深厚的中国传统因素。所以，华语语系文学可以从帝国批判或者是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但这样的理论框架却未必全然有 效。

　　在华语语系观念兴起之前，已有不少学者开始思考海外的中国性问题。过去20年里，西方(尤其是华裔)学者对于“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文 明”、“什么是中国文学”有许多不同声音。杜维明教授提出了“文化中国”的观念：不论中国历史本身如何曲折，作为文化薪传者，我们必须维持一种信念，那就 是一种名叫“中国”的文化传统总是生生不息，为华族继往开来。这个文化的中国成为从海内到海外华人社会的一个最大公约数。推而广之更涵盖所有心向中华文化 的中国人、外国人。杜维明心目中的“文化”是以儒家道统为主轴的文化，而在每一个地区都有不同表述。“文化中国”所产生的向心力是杜维明想象一个认知、情 感和生存共同体的立足点。

　　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王赓武，随双亲移居马来西亚，之后到中国上大学，再回到马来西亚继续学业，并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回新加坡、马来西亚任 教。如此的经历说明了一位海外华人问学和国族认同的曲折路径。对于王赓武而言，所谓的“中国性”必须是一种在地的、权宜的中国性。这个中国性也只有当你在 某地落地生根之后，把个人所承载的各种“中国”文化信念付诸实践，与客观因素协商，才能展现出来。如此，王赓武强调的是在地的、实践的“一种”中国性的可 能；而不再强求那个放诸四海的、宏大叙事的“文化中国”憧憬。

　　第三种立场可以李欧梵作代表。他在1990年代提出“游走的中国性”，认为作为20世纪末的中国人，哪怕是在天涯海角，只要觉得“我”是一个能 够传承、辩证甚至发明“中国”理念的主体，哪怕多么的洋化，也毕竟能把“中国性”显现出来。两个关键词“游走”和“中国性”，点出“中国性”出于个人面对 世界、与之相遇的对话关系，以及因此形成一种策略性的位置。对个别主体的建构与解构是李教授说法的一大特色，反映他个人早年对浪漫主义的信念，以及世纪末 转向后现代主义的观点。

　　面对中国性的问题，王灵智强调双重统合结构，一方面关注离散境况里华人应该保有中国性，一方面又强烈地意识到华人必须融入新环境，并由此建立其 (少数族裔)代表性。他竭力在华/美两种身份之间求得均衡，在多元族裔的美国性的前提下争取自己的中国性，又在华人移民社群里倡导认同美国性的必要。

　　以上四种立场，不论在边缘、在中央；实践的，想象的；政治的，文化的，都说明华语语系研究前有来者。再引用新儒学大师唐君毅先生的话，所谓“花 果飘零，灵根自植”，20世纪中国各种不同定义下的离散状况有了“花果飘零”的感慨；在海外的中国人千千万万，不论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只要能“灵根自 植”，就对中国性作出新的定义和判断。当然，“灵根”如何“自植”，日后就衍生出许多不同的诠释。

　　相对以上资深华裔学者的立场，也有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批判声音。洪美恩(Ien Ang)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华裔和土著的混血家庭， 在荷兰完成教育，在澳洲任教。他们基本遵从中国的礼俗文化，但是在生活习惯、语言表达还有认同心态上，已经似是而非。洪美恩也许看起来像是中国人，但其实 不会说中文，基本上算是外国人。而在西方，她也总因为“类”中国背景被当作中国人的代表。这就引起了洪美恩两面不讨好的感叹和反思。她的研究努力强调华裔 乃至“中国”的多元性；对她而言，中文已经不是那个根深蒂固的文化载体，而应该是多元华裔社会的(一种)沟通工具。

　　再看哈金。哈金是目前美国最受重视的华裔英语作家。他是个英语语系作者，但有鉴于他自觉的中国背景、小说选择的中国题材，还有行文若隐若现的 “中国腔”，我们是否也可以说，他也是个华语语系作家？虽然他以英文创作，但是“发声”的位置是中国的。如此，他赋予华语语系文学一个极有思辨意义的例 子。

　　中国国内学者的反思中，葛兆光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值得推荐。“宅兹中国”是根据1963年陕西宝鸡所发掘的西周铜器上 的铭文而来。“宅兹中国”在这里有两重指涉，一方面意味“宅”在家园里，有了安身立命的憧憬；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又必须放回到历史千丝万缕的语境里 面，不断地被重新定位、审视。葛兆光认为“中国”作为一种文化的实存主体，它总是“宅”驻在那里，无法轻松用解构的、后殖民的、帝国批判的方法把它全部瓦 解掉。因为只要回到了中国的文化历史脉络里面，“中国”的观念总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回荡在不同时期的文化表征上。

　　目前有关华语语系文学的论述，首先应该介绍史书美的专著《视觉性与身份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该书是英语世界第一本以专著形式将 华语语系形诸文字的著作。史书美提出几种理论介入的方法。其中，她认为作为华语语系的主体，无需永远沉浸在“花果飘零”情结里，而应该落地生根。她不谈离 散，而谈“反离散”。换句话说，与其谈离乡背井，叶落归根，更不如寻求在所移居的地方重新开始、安身立命的可能。

　　耶鲁大学石静远(Jing Tsu)的《中国离散境遇里的声音和书写》关注海外华语语系社群身份认同问题。她指出在中国境内和境外的华语社会的文化差异因为时间的流变而日益明显，但她有意探索的是，在什么立场上仍然有形成语言共同体的可能。

　　我们也应当留意从马来西亚到中国台湾的黄锦树。这些年他在马来西亚的华文社群中引起了相当大的批评回响。他对海外华语文学发展的看法的确引人深 思。他认为“马华文学”既然是马华社群在地创造的华文的成果，必须诚实面对自身的多重身份和发声位置。马华文学必须面对与生俱来的驳杂性。这样的驳杂性当 然是一种书写的限制，但也可能成为书写的解放。两者之间的交汇和交锋，形成马华文学的特征。

　　传统定义马华文学的来龙去脉，多半沿用五四论述，像郁达夫1938年远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或者是老舍到了新加坡写出《小坡的生日》等等。 这样的谱系不能够抛弃它对母体、母国的眷恋，甚至衍生无穷的“想象的乡愁”；这“乡愁”号称正本清源，却又飘泊难以定位。黄锦树认为马华文学的中文已经离 散了、“解放”了，其实就必须迎向各种不同试验的可能。相对前辈作家所信仰的(中国的)现实主义，他选择的试验方式是现代主义。黄锦树的观点颇有爱深责切 的意味，但他过于强势的立场让许多前辈难以消受，也不让人意外。

　　面对以上各种论述，我以为史书美提出华语语系多重论述，首开华语语系研究新局，必须给予最大肯定。而我们也可以思考不同的研究策略，史书美所持 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框架，仍有辩论的余地。其次，史书美对“海外”和“中国”所作的区分显得过于僵化，今天中国与海外华语世界的互动极其频繁，更何况历史的 演进千回百转，我们不能忽略这些年中国以及境外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语境变化。我们必须正视汉语以内众声喧哗的现象。换句话说，我希望把史书美对华语语系的 思考层面扩大，带回到“中文”的语境之内。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华语语系”的问题意识置入到广大的中文/汉语语境里面。用文学的例子来说，我们看苏童的 作品觉得有苏州特色，王安忆的作品则似乎投射了上海语境，每一个地区作家的作品，就算使用的是“普通话”，其实都有地域色彩、文化诉求，更遑论个人风格。 当我们正视这样的汉语地域南腔北调的时候，就会了解语言合纵连横的离心和向心力量从来如此，以及蕴含其中多音复义的现象。语言的配套、制约、流通，千百年 来从未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