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文化志”：立体式工笔深描(吴明)

《丰子恺年谱长编》 陈 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

　　前些天，偶尔在一位同事的书架上发现这部墨香氤氲的巨著，才知道《丰子恺年谱长编》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由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 育研究院院长、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主任陈星教授撰著的学术性年谱，煌煌80万字，便约略可见出撰谱者在这一领域的深度耕耘。这不仅在丰子恺研究界是 一桩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盛事，即便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和中国现代美术史领域，亦不失为一件值得驻足“注视”的事件。

　　所谓“年谱”者，不论是传统的“年谱”还是晚近兴起的“年谱长编” ，作为一种特殊的史体，大抵是以按岁次列举事实的方式钩稽谱主的一生行迹。信手翻至一页， 1974年，甲寅年，丰子恺七十七岁，一则令我颇感意外的记叙赫然在目：“6月21日，致秦岚信，感谢寄花生米等。 ”然后一气读下去，发现还不止于此，另有： “6月29日，致程啸天信，感谢其赠茶叶……”又有：“9月11日，致于梦全信，感谢赠食油等。 ”“9月14日，致沈定庵信，言托友人卢永高送来绍兴乳腐昨已收到，表示感谢……”其中，程啸天、沈定庵在美术界均有名望，于梦全与丰子恺同为桐庐乡贤且 堪称世交，正所谓雅士相酬，倒不在名物之大小贵贱，俱可目为佳话。而秦岚则为沈阳一位普通中学教师，虽与丰子恺有私淑之谊，但和后面提到的上海点心店工人 卢永高一样，并不见知于世。那么，拾掇一件与普通人相交往的琐细之事入谱，又有什么意味呢？

　　寻思未得之余，我倒是觉得这种笔法，不知是匠心独运抑或是妙手偶得，总之隐隐透出那么几分丰子恺的味道。众所周知，丰子恺先生的文与画，一如晚 明以来的小品，往往并不着眼于宏图巨旨，而是撷取凡常生活的片段或瞬间，其动人之处，本乎一股天然意趣或一段天伦人情，却无关乎妙理与玄思。即如年谱中的 这么一则简短朴实的记述：“6月21日，致秦岚信，感谢寄花生米等。 ”便让人眼前油然浮现出一位沉浮于世情、充满烟火味的慈蔼老人，这不正是我们所熟悉的丰子恺么？然而，这种微妙的意趣或人情，惟有当你淡然与之相逢一笑 时，方感受得最为真切；倘若你对此认起真来，非要凝神运思去寻觅捕捉的时候，它恐怕早已逃出你的视界，了然无踪了。

　　就在这则记述的同一页，可以获知：其时，“上海为巩固‘文革’成果开批判会，受批四人” ，丰子恺“亦在其中” ，原因只是“画了一幅画送人，其人交出，被画院领导看到” ；同时，“杭州有人放谣言”说丰子恺“已死” 。如果我们把那则简短的记述看作一幅简笔白描，那么上述背景信息就是一种极具冲击力的烘托或渲染。在丰子恺因馈赠( “画了一幅画送人” )而获罪的这个年头，丰子恺却轻描淡写地收获了如此丰赡的馈赠，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既悲凉又欣喜的比照！我不敢冒昧揣测作者陈星先生在撰著这本年谱时有着怎 样的史观、史识与史法，但仅此寥寥数语，就可看出该年谱断乎不是人们一般所认为的那样——以为年谱不过是“照相机式的叙写” 。倘无对丰子恺史料饱含深情的精心钩沉，如此温情宛在的馈赠者(秦岚、程啸天、于梦全、沈定庵等)与如此丰满亲和的受赠者(丰子恺) ，亦断乎不可能在体例谨严的年谱中呈现出如此相得益彰之美！

　　具体地说，如果我们把前文提及的被记述的行为视为一些自然的、孤立的个例，或许会以为这是年谱长编中无关紧要的生活琐事。如果我们主要地立足于 明清以来的文学文化传统中对凡常生活的书写态度(这样的视角可谓天然地存在于这部年谱长编的写作题材和对象也即丰子恺当中) ，可能会心的就是每个凡夫都可同情的那份常人情趣。如果我们将视野拓展到更为广阔的儒道经验和相关政治与伦理背景中的“礼”文化与“株连”传统，也许读出 的便是临危自在、从容旷达的一种人生姿态，以及透过这种姿态传达出来的对逆境的抗争、对真情的珍惜和对人世的悲悯。

　　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极为高产的重要作家、美学家、画家、艺术教育家和翻译家。撰写丰子恺的年谱长编，须深入了解其生平和丰子恺研究史，并对其艺术 与思想及相关社会背景、文化思潮等有全面研究，其中仅文献之甄别、史料之考证便是一项浩瀚的工程。难得的是，这部年谱长编不仅匡正和澄清了过去有关丰子恺 研究中的某些讹误与偏颇，也不仅全面展现了丰子恺的生平与成就，还从上述特定的视野中让读者明了丰子恺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所具有的哲学、政治、文化、文 学、艺术、宗教、道德、审美等文化指向，因而具有深远的意义。

　　如果我们把普通的年表、年谱的写作视为白描，把传记的写作视为渲染，那么这部年谱长编的写作方式至少是一种工笔细描，又远不止于此。有一种超越 形而下的自觉的省察力始终笼罩着这部年谱长编，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使用了哲学式的言语或者是归结出了极其深奥的理论模式，只不过在方法的意义上，可以明显 地看到书中始终贯穿着对丰子恺文化现象的意义与本质的深度探寻。因此，我们似乎完全可以把在《丰子恺年谱长编》中所见到的体例称之为“丰子恺文化志” ——这在丰子恺研究史上具有毋庸置疑的开创性意义，而整个年谱长编，实际上便是对丰子恺的一种立体式、全方位的文化深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