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诚挚的全民族家谱重录(王蔚)

——读王树增纪实文学《抗日战争》

　　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曾说：“说到底，历史才是真正的诗。假如演绎得当的话，真实远比虚构有看头。”诗的光芒每每在人类漫漫长夜中飘忽不定，而历史却始终在坚定地昭示着未来。我相信，在读过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后，你会和我一样认同卡莱尔的这番话。

　　诚挚而真实地重述历史，这一人类古老的基本技能在今天似乎变得越来越奢侈了。通达的通讯网络中，盈千累万的信息加速了我们的日常性遗忘，而其碎片化模式又迫使读者的阅读能力滑坡式倒退，这些影响正在不断挑战文学叙事存在的合法性，也成为力图全景式再现历史事件原貌的作家所面临的大敌。旨在为全民族完成这一史诗书写的王树增，不得不直面这些语言环境中的现实问题，而困难却不止于此。

　　重述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引领读者走出其中诸多扑朔迷离的集体记忆迷雾，还有一个更为具体的难题摆在眼前，那便是对相关史料的掌控和处理。在历史纪实文学的创作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判断相关历史资料的支持程度。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又最为残酷的反侵略战争，置身二战的国际背景中，这次战争所涉及的范围之广，中日两国历史渊源之深远、关系之复杂纠葛亦前所未有。自1931年算起，抗日战争共历时14年，来自国内国外、各个地区以及各个党派的记载史料浩如烟海，真假难辨。如何甄别挑选其中有价值可信赖的部分，继而通过这些文件对战争全貌加以概括和俯视，便给作者造成了围城式的困境。

　　读者对叙事真实性、完整性以及流畅性的渴求、逐渐被遗忘和抹杀的历史记忆与民族意志、堆积成山又亟待整理的驳杂的战史资料，三重困境不断纠缠几乎会让所有严肃而自知的作家望而却步。然而事情总要有人做，这在大家看来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难度超越9年前的《长征》和6年前《解放战争》的任务，最终落在了王树增的肩膀上。历史往往有着最朴素的机缘和最惊人的神秘洞见，而这次，它选中了一位足以驾驭如此宏大题材的优秀作家。历经6年艰辛打磨，王树增的《抗日战争》终于应时而生。低调、谦和的作家曾多次强调，自己的写作立足于当下，面向当下，但读过这部作品后，我们可能会达成某种共识，多年以后，当读者站在彼时的语境中重新翻阅《抗日战争》，相信他会恍然发现这部作品超越时代的意义。

　　就创作技巧而言，王树增拥有卓著的叙事能力和语言掌控力，这点在他之前的战争系列中已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他的文字冷静、深沉，严密的思辨性无处不在，完整流畅的重述战争对他而言并非难事，但可以想见，仅仅在资料的整理和甄别这一项上，就会耗费作者多少的心血与精力。充足的史料支持，让作家不必再借由想象来填补事件的空白。而《抗日战争》中对史料的挖掘并未因其穷尽式的史料整理而停滞于表面。这种极具魅力的内在品质在《抗日战争》第一卷的开篇便得以呈现，作者用近8万字的篇幅，纵向剖析了日本自明治维新到七七事变前的政治思想变化历程，精准地剥开日本人思维中根深蒂固的逻辑——这是在我们国人看上去很难理解的另一种怪异逻辑，然而在它的掌控下，所有令人费解的日本近代历史公案都一桩桩迎刃而解。

　　于是全书就在这一深邃的思想基石上展开，何为日本天生的危机意识？为何日本国民如此尚武？1941年在中国战场上筋疲力尽的日本，为何偷袭美国珍珠港？……王树增的《抗日战争》站在前所未有的更高视角，为我们理清彼时中日双方的境况，而来自这种角度的思维方式是我们之前所不曾拥有的，它客观、深刻、独立而冷静，一旦寻到它的脉络，我们会为其强大的魅力折服。

　　这样一种历史反思高度，仿佛一个孤独的伞兵，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空，俯瞰千疮百孔的大地。血战之前的宁静，滞留天空的孤独，死亡降临的莫大恐惧，血流成河的悲凉……回首这场令我们全民族至艰至惨的抗日战争，我们就如同那个在寒风中飘零的伞兵一样，孤立无助，身处绝境又只能咬牙拼命坚持。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强大的心灵或许会带来更多的痛苦与负担，可无论如何，我们需要这种高度，我们的民族也需要这样的高度。王树增正是这样一名坚定而无畏的伞兵。在军队中他曾经是，在文学上他如今依然是。他说，我写历史，永远是为中国当代读者而写的，尤其是为当代中国青年而写。对一个年轻人来讲，如果能把家谱烂熟于心，那么他会活得很踏实。人生命短暂，但必须得知道自己从何而来，这样才能知道自己将到何处去。年轻人如果有了这样一种感觉，可能会活得自在一些，安心一些，同时生活中遇到挫折的时候，可能会坚强一些。

　　历史如果是一个民族的家谱，那么抗日战争就是我们民族家谱上极为重要的一段。而王树增的《抗日战争》，则是一次饱含着对先辈敬意的家谱重录。好的历史叙述也是另一种诗，王树增以严肃又不时闪烁诗性的语言，完成了这次具有全民族意义的史诗书写。

　　当我们抱着虔诚之心重新翻阅那部厚重的家谱时，我们民族的信仰是不是也在这里一点一点重建？于是我们记起了在临沂与日寇死战的将军张自忠，记起了台儿庄之战，记起了埋葬了十几万年轻战士的险峰昆仑关，怎能不为自己民族曾经的无尽苦难，为全民族在濒临灭亡的关头所迸发出的惊天气概而热泪盈眶？信仰深刻而神秘，必不可少又非轻易可得。在那段岁月里，千千万万舍身抗敌的将士和饱受战火摧残的父老同胞，朴素地信仰着胜利与生存。在中华民族身体和物质上最为羸弱的一刻，精神上却奇迹般地完成了信仰的确立与统一。王树增写作《抗日战争》的核心精神也正在于此。那些党派、功劳纷争的言论一度甚嚣尘上，在此刻却显得幼稚而可笑。面对异族强敌进犯，惟有全民族的抗战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若国家、百姓、军队、政党没有一个坚定而统一的信仰做支撑，没有父老兄弟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觉醒，击溃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只能是妄谈。哈维尔说，只有对信仰有着深刻理解的人，才会看到现实的真相，而不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扭曲它们。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我们拥有不屈的信仰并无畏地守护了它，而此刻，不应眼睁睁任由它走向消亡的边缘。

　　王树增说，就耗费的时间和心血而言，自己之前的作品没有一本能与这部《抗日战争》相比。看得出来，这位极具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的作家，希冀以此重拾国人对历史的敬意，重拾当代青年对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与自信。而此刻，我们也乐于跟随着他的文字，再回到那段血染的历史，一点一滴找寻曾经支撑着全民族的不屈信仰，让它不被淹没于茫茫遗忘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