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理论与批评的“深度”——贺《中国文学批评》问世(高建平)

　　文学需要批评，在历史上，批评与创作相互推动，共同书写了文学的历史。中国的文学批评自改革开放以来，丰富而多样，对文学的繁荣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这本《中国文学批评》杂志要做一点什么？想在中国文学批评的事业中，注入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这当然是办这份杂志的人们所思考的。据我观察，批评事业固然繁荣，但批评多种多样，有一种批评还是缺失。

　　纵观当下的批评，最为普遍，最引人注目的，有三种：

　　第一是推介性批评。出版社出了一本书，要请有影响的批评家们说说话。于是开一个会，有时作家不来，有时作家也参加。作家不来，出版社的人在，说的话可批评，可赞扬。但这些话在一种语境中生成：告诉读者这本书值得买，值得读。作家来了。作家与批评家本来就是朋友，或者，来了就是朋友。这是一场朋友会，朋友间也要批评，但这样的场合，不是来交锋的。用通俗的话说，大家都是来捧场的，场合对所说的话有要求，要说场面上的话。于是，出现了推介性批评的“场”的规定性。当然，这种批评很重要。每年出几千本长篇小说，更多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那么多的书，读者无所适从，需要有权威的人帮助他们选择。当书多到反正也看不完时，需要有人告诉读者，哪一本更重要，先看哪一本，今年的书看哪几本就够了。如果批评家有了这个地位，他们就很了不起了。他们用自己的影响力造就作品的影响力，形成影响力的传递。

　　第二种是扶植性批评。各级作家艺术家的组织，常常做这样的事，组织大腕批评家们对青年、女性、少数民族、残疾人等人群的作家作品进行研讨。或者，他们为某种想要鼓励的类型的作品开一个会，请人说说话。这种做法很好，表明导向，被讨论的作家艺术家也会充满感激，也许，这还会对他们今后的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作家需要扶植，作品需要培育，创作导向需要调整。对于批评家来说，参加这种活动也很好。他们是请来的老师，被放到一个指导者的位置上。

　　第三种是一些酷评。作家怕酷评，评得头皮发麻，心里发堵。但是，这种批评还是有人喜欢的。喜欢这种批评的，首先是媒体人。人在街上走，街上一切正常，于是对什么都没有印象。如果街人有人吵闹或打架，就有人围观。酷评就是这种意在引发围观的批评。评得酣畅淋漓，说最极端的话，求一个痛快。最好有人与他们配对，针锋相对，有唱有和。这样一来，报纸杂志就好卖了。这是一种求围观的媒体现象。批评家跳到戏台上，聚光灯下，摄像头前，寻求表演性，把注意力吸引去。这时媒体人就偷着乐，多印报纸杂志，悄悄地数钞票。

　　除了这三种批评以外，我们是否还要另一种批评？这种批评是客观的，直言的，有好说好，有不好就说不好的批评。这种批评更是有理论分析、与理论接轨的批评。

　　如果说，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份杂志的特点的话，也许，我可以说，是“深度”。它包括理论的“深度”和批评的“深度”。

　　改造批评，要从改造理论做起。近年来，文学理论出现了许多的问题：

　　第一种是使文学理论抽象化。文学是人学，这个定义本来是指活生生的、有个性的、有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的人。一些研究者却将它抽象化，用心理学、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各种学科来研究人。这些研究者的对象，是作为类的人，研究的是“人们”或“某一类的人”，与文学所要研究的人之间，还隔一层。这之间需要一个对接，如果对接得不好，就会出现以“人们”代替“人”，从“人”出发，结果却目中无“人”的现象。

　　第二是走出文学而走向泛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研究的扩容是必要的，跨界也是允许的。但是，从事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例如，对青年亚文化研究，对一些社会现象研究，都需要。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有其现实原因。一些青年学者痛感学科间画地为牢现象严重，要打破学科界限，建立公共文化平台。但是，研究的深入，还有待于学科的回归。跨界的现象，有利于启发思考，但是，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以及相对固定的疆域。当一个人可以研究一切时，他就失去了自己的专业，自己的家园，研究一切却不研究文学本身。这是研究中的一种无家可归现象。

　　第三是研究理论的人，只是在制造关于理论的理论。一些理论文章常常这样写，西方某思想家说了什么，他再说了什么，他还说了什么，最后，他又说了什么。文章到此结束。其实，写这样的文章也不容易。所研究的著作本来就不好懂；用自认为有“理趣”的语言复述出来，也很不容易；还需要进行一些综合，将原作者在不同地方所说的话拼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叙述风格上的一致性。这些研究者有这样一种追求：像体育运动一样，理论阅读是一种思维能力的训练，理论文章是这种能力的展示。作者在晦涩的文字阅读中磨炼智力，从而用繁复的句子展现这种磨炼的成果，并发表这样的文章显示一种孤傲的趣味。至于这种智力训练与所思维内容的关系，就不在他们关注的范围之内了。

　　走出理论的困境，避免这三种理论倾向，有一个途径，这就是理论与批评的结合。理论的深度，就是深入分析文学活动的现实。理论要研究作家、文本、阅读和批评的现实，这样的理论，才是关于文学的理论，是用得上的理论。这并不是说，理论可以直接从创作和批评实践中生长起来，而是说，从事理论研究的人，要面向这些实践，使理论具有现实对应性，在现实的激发下发展。

　　与此同时，要有深度的批评。批评要有好说好，有不好就说不好。但是，不能到此为止。到此为止的，仍是一种感受性批评。批评要结合理论，从作品中总结出理论的意义，用理论阐发作品的意义。说到这里，我想起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在一百多年前，他将理论与作品结合在一起，互相发明，阐发出深刻的道理。我们今天也许不赞成他的哲学，也许不赞成他对作品的解读，但这种理论与作品结合的尝试，在方法论上，仍值得我们借鉴。

　　当然，这份杂志下一步怎么走，就像为一个孩子规划前途一样，总会有理想实现的一面，也有事与愿违的一面。杂志的编辑者们既要想好怎么走，也要允许走一步看一步，在文学界的注视下，在读者的批评声中，通过作者与编者的共同努力，不断修正，奋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