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应该有社会担当(红孩)

　　市场经济，名人效应，是不可回避的。当下，在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的名人，这跟过去的几十年前是不同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人们一说到名人，首先想到的是科学家，是英雄人物，是劳动模范。如果说坏人是名人，人们是不愿接受的。那个年代的名人，是正面人物，是能给社会传递正能量的人，具有榜样的力量。

　　进入八十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后，名人在公众中的形象发生转变。最走红的已经不再是科学家、英雄人物、劳动模范，而是歌星、演员、体育运动员、企业家、私营企业主、网络红人。在这里，名人与传媒是密不可分的。甚至某些名人完全是靠传媒给捧红的。

　　记得九十年代，电影明星刘晓庆曾说过“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的话。这样的话，就一般人是很难理解的，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知道个中甘苦。因为，大多数的公众，更多的时候，看到的只是明星在人前的一幕。相反，当我们看到胡蝶、邓丽君、杨丽坤、梅艳芳等名人身后的故事后，才能真正理解刘晓庆说过的话。

　　文学界也是这样。历史上的那些名家，有几个官运亨通、春风得意的？大多宦海沉浮、屡遭谪贬、妻离子散，到头来满腔悲愤、一肚愁肠，倘不如此，他们不会留下传世名篇。近当代的鲁迅、老舍、巴金、丁玲、胡风等也概莫如此。

　　既然名人的生活如此艰辛，既然作家的经历如此坎坷，人们不禁要问，能不能不做名人、作家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任何时代，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先锋，也都有那个时代的歌者与记录者。无数的人在选择自己所干的事业时，未来是始料不及的。时代造就英雄，时代给英雄提供了舞台，你想不成名都难。

　　八十年代以前的人，对名利相对淡薄得多。单位评先进、评奖金、提职务，很多人都谦虚礼让，甚至把荣誉给那些家庭困难的人。现在则不同，提拔干部、表彰先进，人们是削尖了脑袋往前钻。原因嘛，是利益太大所致。人一旦成了领导或成了名人，就会有好多的好事等待你。住房、医疗、各种政治荣誉、各种研讨剪彩红包等等，使人们像走马灯似的停也停不下来。

　　人所在的社会不同，对人的价值取舍也会不同。当下，人们看一个人是否成功，主要看两点，一是仕途是否通达，二是经济是否富有。至于精神文化上的，只不过是参考分。这就应了那句话：宁可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

　　当然，我们也不能只拿这两条标准去衡量每一个人，这两条标准终究不是人们的普世价值。可这两条标准谁又能轻易回避得开呢？

　　当官、挣钱、做名人，本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也不是什么俗人俗事。相反，只要在党纪国法范围内，在社会道德允许的底线内，当大官、挣大钱、出大名，都是无可厚非的。我相信，社会也是赞成的。

　　但问题是，当官、挣钱、做名人仅仅是不触碰社会底线是不够的，还要有一定的社会担当。道理很简单，从政者和名人往往都是社会公众人物，其一言一行在社会上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引导作用。名人不等同于名家，名家不等同于大家，它们有性质上的区别。所谓名人，是指在某一领域或在某一事件中做出成就具有新闻效应的人。名家呢，则特指在某一艺术、学术领域具有独特理论和风格的人。大家是在名家基础上的对社会民族国家有担当的人。如果一个人光有学问，对民族国家社会没有担当，无论如何是不能称为大家的。我们说，鲁迅、梅兰芳是大家，想必是不会有人反对的。

　　回到当下，我们会看到，名人明星众多，而名家太少。至于能够称为大家的，几乎是寥寥无几。由此，我想到，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所说的“有高原，没有高峰”，其利害就在于我们的作家、艺术家现在不但缺少名家，更缺少大家。而要真正跨过高原，冲向高峰，除了在某个文学艺术领域上形成自己的理论和风格外，关键还要关心人民疾苦，情系国家民族命运。如果把自己置身于国家、民族、人民利益之外，一个人关在书斋里孤芳自赏，或者一味的钻营赚钱，这样的人断然是成不了大家的。吴冠中先生生前在谈到艺术创作时，曾撰文“笔墨等于零”，我想先生在阐述艺术规律的同时，一定会谈到艺术与生活、与社会、与国家人民的关系的。因为，艺术永远是人民的艺术。离开了人民的艺术，最终会被人民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