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像伞兵一样，俯瞰那场战争

　　军旅作家王树增历时十数年搜集资料、实地勘察，6年写就180万字《抗日战争》

　　像伞兵一样，俯瞰那场战争

　

　　“我们对这场战争的档案留存和整理做得都不够，甚至有时候，我们遗忘得太多，对那些在战争中为我们这个民族倒下的人不公平，对历史也不公平。”

　　“我写的与其说是一部战争史，不如说是一部民族精神史，我更在乎这段历史对我们民族精神上的启迪。只要被侵略的民族人心不垮，历史上没有哪场侵略战争能维持到最后。”

　　“那时候，我们经常从天上飞过。”军旅作家王树增四十多年前当过伞兵。黎明将起前出发，飞机舱门打开的一刹那，他总会第一个跳下去，迎着曙光俯瞰大地、山河，它们扑入他的胸怀。多年后，王树增写历史、写战争也像伞兵飞在天空的感觉一样，保持那种壮阔的俯瞰姿态。

　　就在昨天，王树增俯瞰抗日战争的180万字三卷本非虚构作品《抗日战争》面世。这是他历时十数年搜集资料、六年写就的巨作，他为之奋斗多年的战争系列也随之全面收官。

　　核对史实

　　十多年记下几百万字笔记

　　王树增家的书房很凌乱，他关于抗日战争的笔记却整理得清清楚楚，足有几百万字之多。“凡是重要战役的遗迹，我都去过，都做过实地勘察笔记。”王树增说。

　　1937年8月13日至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持续了近3个月。数十年后，当王树增踏上昔日战场发生地，也就是日军登陆地——上海南侧的杭州湾北岸时，他竟意外发现海滩上的碉堡已淹没在了农田里，当地农民不知道，当地孩子们更不知道，曾有那么一场惨烈的战役在这里发生。而在王树增脑子里迅速盘旋的问题却是，“为什么日军要在那块滩涂登陆？”

　　发生于1939年至1944年的长沙会战，在同一地点前后打三次大规模攻防战，敌我双方投入的兵力有100多万人。“我要搞清楚战役中涉及的每一条河的走向、山的走势、每一个渡口的所在地，以及当地的农田状况是怎样的。”当别人忙着在湘江边拍照看风景时，王树增一直在默默地记录着。

　　妻子王瑛一直记得王树增在中国书店、在三联韬奋书店淘书的身影，他一米八六的大个子蹲在地上，一蹲就是半天。而王树增根本记不清他搜集到的历史资料到底有多少，在台湾，他和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进行座谈；他甚至利用跟随中央电视台拍摄电视片之机，到过日本外务省档案馆，将很多史料拍摄下来并带回国。

　　尽管资料庞杂，但王树增不得不说的是，很多史料并不可靠。比如来自日本的史料，都是以日本战史为主，“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过几套书，写得很粗糙，一是删节得比较厉害，二是我一直认为东方人治史不严谨，虚妄的东西太多。一旦读深了、研究深了，发现连数据都是不靠谱的。”他还注意到，日本史料对一场战役的描述很细致，甚至旅团、连队都有自己的战史，“但是铺开了一看，还是有点小说的味道。”

　　国内的相关资料也存在不少问题，“大量个人回忆不敢用，我一看水分太大了，口述史水分更大，拿这些东西治史是不够严谨的。”王树增说，他能做的就是将各种史料放在一起，进行核对、对比、筛选，去伪存真，这个工作也耗时最长。

　　两个战场

　　忽视哪个都无法解释战争结局

　　《抗日战争》以事件中的人为轴，“上至将军、下至士兵，乃至社会各阶层、普通百姓的命运和生存状态，还有他们在战争中的心灵感受都是我尤为关注的。”王树增根本记不得到底写了多少人物，“但是所有人都是有出处的”。

　　淞沪会战爆发后，张治中将军目睹了上海市民的遭遇，他发出气壮山河的誓言，必以“喋血淞沪、长城之精神，扫荡敌军出境，不达保卫我领土主权之目的，誓不终止”。王树增在书中对这场会战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炮兵营营长刘宏深带领士兵们勇猛冲击，几乎每前进一米的距离，都要用战死士兵的尸体铺路。他阵亡时年仅二十八岁，新婚不足百天。”

　　即使是关于日本军人的故事，读来也是五味杂陈。作家想告诉读者，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惨痛记忆，同样让普通的日本家庭坍塌。参与淞沪会战的日军第三师团第六联队队长仓永臣治，王树增给了他500字的篇幅。他出发前妻子病重，在向中国阵地冲锋时，是带着对妻子和儿子的牵挂阵亡的。四年后，其长子也在这场侵略战争中阵亡，中枪部位和他父亲一样，都是心脏。“日本佐贺县的一个家庭就这样在战争中毁灭了。”王树增如此写道。

　　而关于战争的书写，王树增想寻求全新突破。“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场分为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我对两个战场都进行了充分的描摹，读者会发现，描写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篇幅不少。实际上，不是我描写的篇幅太大，而是以前我们对正面战场描写得太少了。”在王树增看来，如果忽视了正面战场上的作战，对不起那些付出了生命代价的人，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前辈，他们所做的努力和牺牲是今天的中国人很难想象的。“写作中对任何一个战场的偏废，都无法解释这场战争的结局，也无法解释这场战争的逻辑。”

　　即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重大战役，作家也想贡献一些全新视角和观点。王树增认为，发动百团大战的时机根本不成熟。1941年是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经过几次大扫荡，抗日根据地损失惨重，“没有军饷、没有武器，但居然发动了百团大战。”王树增通过大量的史料分析，国民党作为执政党，从战争一开始到结束，一直存在“投降派”“悲观派”“主战派”三派，“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那个艰苦时候拼尽最后一点力量去打百团大战，在政治上就是为了遏制‘投降派’。”他说，这些都不是自己的一家之言，日军档案里就有记录。

　　但王树增也提及，百团大战第一、第二阶段打得不错，第三阶段差了很多。“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损失太大了，另一方面也是日军缓过劲儿了。”尽管对百团大战穷究其里，但王树增不得不承认，“可能还有一些东西我并不知道，因为实在是查不到更详尽的档案了。”

　　抗日神剧

　　戏谑的不是对手而是中国人自己

　　十几年来，王树增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1937年抗战爆发的时候，谁能想到全面抗战要打八年之久？日寇一直叫嚣“三个月打败中国”，但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装备上如此落后的中国军队、现代教育尚未普及的中国民众，他们保卫国家、绝不能亡国灭种的意志竟然这么坚定，中华民族宁死不降。在壮阔持久残酷的战争背后，王树增一直试图去审视中日两个民族的性格意志与文化根源。

　　而多年的深入研究下来，王树增认为，我们在正面战场和日军的差异，不仅仅在武器装备上，最主要的是战争观念和文化的差异。“这也使得正面战场难得见一场让我们心情舒畅的作战。”

　　“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实际上是很温和的文化，并不尚武。相比之下，日本从幕府时代以来，就已形成武士阶层，尚武深入民间。”王树增在书里也写到神道和武士道精神，它们形成了整个日本民族的扩张性格。

　　也正是因为想尽一切办法走到抗日战争的历史深处，王树增对抗日神剧甚至是痛恨的。他介绍，从单兵战斗力而言，日本的甲级师团是世界上最强的，他们作战凶狠，武器先进，再加上要为天皇效忠，士兵们都是抱着必死的信念去打仗。“而在我们的抗日神剧中，中国士兵一人瞬间撂倒几个日本士兵的场景屡屡出现。”王树增很激愤地说，抗日神剧戏谑的不是对手，而是中国人自己，“我觉得说轻一点，是无厘头，说重一点，是别有用心，我非常痛恨。”他认为，越有出息的民族，才会越正视对手的强大。

　　“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精神危机，以及我们国家的安全危机，实际上是没有减弱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高度警醒。”王树增感慨道，抗日战争为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当代中国人从各自承担的社会责任而言，都应该回顾那场战争。

　　王树增并不主张抗日战争这一页被轻易地翻过去——不把仇恨老挂在嘴上，但要刻在心里，“中国人天生热爱和平，但是一个性格温和的民族，一定要正视战争的危险，而这也正是抗日战争给当代带来的重要启示。”

　　本报记者 孙戉摄  

　　链接  

　　王树增，1952年2月生于北京，现供职于武警部队政治部创作室。其战争系列自2006年始，至今已出版《长征》《解放战争》《朝鲜战争》，《抗日战争》为收官之作。他开创了全新的战争史写作范式，也为战争文学树立了新标杆。《长征》《解放战争》《朝鲜战争》迄今累计销售逾150万册。《抗日战争》共有三卷，第一卷本月率先面世，预计至8月底三卷将全部出齐。

　　回应网友  

　　问：现在有年轻人对“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这一说法有争论，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王树增：我个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说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主要的论据不是军事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尤其是战争初期，在军事上，毛泽东的原话就是“军事上我们没有多大的本事，我们只有三个师，我们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游击战，我们在军事上发挥不了作用。”

　　我想之所以中国共产党是中流砥柱，至少有三个理由：第一个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的中国像一盘散沙，中国共产党提倡所有的党派归中央政府领导，这很了不起。我们怎么评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都不为过，没有这个前提就没有八年抗战。第二个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我们现在再读，依然佩服这位伟人的战略思想，他在1938年时就将八年抗战每个阶段都论述出来。第三个就是广阔的敌后根据地。离开了敌后战场，正面战场根本支持不住；而如果没有正面战场的浴血奋战，又哪有敌后战场的生存？二者废其一就等于砍掉一条腿一样。我有一句话，我从来不拿党派之争的观点来看待这场战争。谁拿这种观点去看待这场战争都是对不起我们的先人，是小肚鸡肠的。

　　问：有观点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存心想坐大。您怎么认为？

　　王树增：我非常不同意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是没有逻辑的。我在书里写过，共产党要坐大，完全可以偏安中国西北一角，就是陕北那个地方，日军从来没有打到那儿，而且那个时候的国民党已经顾不上共产党了。理论上讲坐大，就别动窝儿，不但不动窝儿，还要往西发展。共产党在战场上坐大，逻辑上说得通吗？还要勉强编成三个师，统统过黄河，过了黄河马上参加正面战场，第一场战役就是忻口战役。这是坐大吗？逻辑上怎么解释？

　　还有人说，后来的根据地不是越来越大吗？这是悖论。我们开辟一块根据地，发展了几个县的抗日武装，的确中央政府是有嘉奖的。因为敌后抗日根据地越大，日军的日子越不好过，牵扯的主力部队越多，在正面战场的压力才能越轻。

　　我想如果能够公允地看待历史，只有一个途径，就是站在整个民族立场之上，站在整个中国人的命运之上，站在我们民族的全民之心的托举之上，不要站在某一个狭隘的方向，我们的心里就会释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