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书写的升华——评尚建国长篇小说《文化商人》(周航)

　　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来作整体观照，如果真的存在乡村书写和城市书写这两条主线的话，那么乡村书写是浓抹重彩的，而城市书写则相对显得贫弱。不过，这种情形自进入21世纪以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善。无论是在题材领域还是人性开掘深度的层面上，城市书写都借助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东风，正以加速度的态势前行。在如此语境之下来谈论尚建国的长篇小说《文化商人》(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1版)才会更有意义。

　　京城世纪文化公司老总、策划大师何志成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作为商人和学者的他混迹于京城无数文化公司而一枝独秀。然而诸如副总背叛、内奸潜伏等一系列变数，使公司危机四伏，也使深陷其中诸多角色的人性发生蜕变。小说中一个城市万花筒般的内景以及对文化公司经营内幕的揭示，读来旋转周折而异彩纷呈。

　　《文化商人》选题独特，一是因为学者兼商人的何志成形象之前少见，二是因为小说以揭示京城文化公司经营内幕为背景。学者兼商人，也即一定意义上的儒商，在中国历来并不鲜见。《文化商人》里的何志成，实质上就是儒商传统的延续者，他的作为也就是对中国儒商精神血脉的传承。何志成以一个象征性强烈的文化人身份出场，他与时俱进地融入当下，并伴随文化产业和个人人格的成长与蜕变。社会变革发展内在的递进性和当下性在《文化商人》中有十分适时和深刻的反映，它将留下这个时代发展进程中的鲜明印迹。

　　一部小说的成功，人物的成功塑造是一个显在标志。何志成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这与小说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一波三折、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直接相关。何志成与张莺母女、杜鹃红、李香等女性的情感纠葛，与王京都、巴西宁等合伙人阴晴不定的关系造势，与商业对手以及“内鬼”朱明明、杭红梅等人的明暗争斗，以及与自己心灵搏斗的挣扎，都无不是九曲回环，使读者感同身受般体验到某种现场的切骨感。《文化商人》接地气的都市故事，充满了历史的现场感，无异于留下了一幅幅历史的存照。其中，文化人内心的冲撞，商战、情战的交汇，社会事件的频繁涌现，这些都是人性的大汇演，是作家本人和诸多人物的真实写照。

　　《文化商人》城市书写的升华性还体现在美好人性的吁求。这部小说的聚焦点在文化、城市和商业等领域不断游移的同时，对美好人性的礼赞和追求却从未改变。何志成以德报怨、锐意进取、不轻言放弃、有自省精神、诚信务实、重情重义等等，这些都堪称中华传统美德，在当下的商业大潮中显得难能可贵。时代的洪流和个人道德底线在何志成身上得以平行推进和彰显，二者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冲撞和偏离，利欲没有埋葬人心。

　　商场亦情场，商道亦人道。小说对人性美的弘扬还体现在何志成对理想化爱情的追求上。“蝴蝶兰”情结不仅是对何志成的煎熬，同时也是他理想化美好人性追求的意象集结。他对早期恋人张娟娟(张兰)之女张莺有好感，但多年来对张娟娟的刻骨铭心的爱，让他在母女二人之间难以取舍。小说在此适时做出合理的安排，而且也从极度矛盾和备受煎熬的张莺身上将人性之美得以伸张。张莺的主动退出不仅化解了她与何志成之间的矛盾，也让何志成的理想化爱情最终得以实现。

　　人性美的弘扬其实还体现在其他人物身上。比如曾背叛何志成的副总王京都在被判死刑后立遗嘱，将肾脏捐给何志成患尿毒症的弟弟何志坚。类似情节在小说中还有很多。

　　《文化商人》还有解读的其他多种可能性，比如北漂一族王京都的人格变异、文化产业的社会学认识、城市书写的深化等等。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否定这部小说的价值，我们依稀可听到由它发出的那一声城市书写拔节的脆响，以及当前社会美好人性的呢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