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照让城市进程不再惶惑——读薛涌《城市的迷惘》(潘启雯)

《城市的迷惘》 薛涌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在眼下车载斗量地写“城市发展”和“城市未来”的各类著述中，《城市的迷惘》虽说不算厚重，但其可圈可点的思想却相当密集，闪光睿智的言论也相当丰富。其通过纵横双向对比，构建出一种“照镜叙事”的风格，既令讲叙的每件与城市发展有关的事情都带有强烈的比照色彩，也有点像坐在一列时间的慢车上，在远处，慢条斯理地打量着欧美城市及中国城市的蜕变历程——通常，“远观”比“近视”更有穿透力，当一柄思想的柳叶刀挑开重重幕布，它是如此准确、深情和凌厉，让人们从已获得先期发展的欧美这面“镜子”中，窥见了未来家园的轮廓。

　　对城市的原住民来说，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出现在城市的各个地方，公车上、写字楼里，本地方言的海洋里开始掺杂进“南腔北调”的各种语音。毫无疑问，一场长达30多年的市场和社会改革，以城市发展为例，有成功的欣喜，亦有“茫然难从”的迷惘和阵痛：暴增的人口、堵塞的交通、恶化的生态、有毒的食物、潜伏的疾病、昂贵的房价以及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等，皆被薛涌一一解剖。显微镜下，薛涌的柳叶刀闪着冷峻的寒光，割开“肿瘤”释放污血，并以西医的手段开出药方，天真与理性融糅，冷静与赤忱交织。

　　在《城市的迷惘》中，薛涌不时会用“五方杂处”来说明城市繁华和活力的源头。比如清代的第二大城市江南名城苏州，当时就是“五方杂处，人烟稠密，贸易之盛，甲于天下”。其实其他繁华城市也是如此。杂居是城市的优势所在，多元性刺激了贸易和创新，使城市成为人类最有效率的聚落形态。在中国城市化正盛的当下，乡村人进城谋生定居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迁。作者批评了一种狭隘排外的观念，比如“北京是北京人的北京”、“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滚回乡下去”之类，指出“城市是‘外地人’的家乡”。没有外来人，城市不成其为城市。正是外来人口，带来了城市的多元性，带来了城市的活力和生机，以及当下最为人们所重视的创新竞争力——这是薛涌考察古今中外城市发展历史作出的富有洞察力的结论。由此，如何对年轻人进行创业扶持，使他们成为城市最具活力的细胞，维持城市的繁荣和竞争力？薛涌的观照笔墨从细部勾连，产生了“旁观者清，远观以达”的效果。

　　比照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他国城市治理的是非曲直、成败得失不可不察。因为“变”与“不变”，“未来”与“现实”，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城市发展的两个基本维度，也是我们生存和生活的两个基本原则。

　　法国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里曾指出，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最近几年，北京、天津、深圳等多个城市因为降雨内涝频繁成灾，引发了人们对于建造城市下水道的大讨论，很多人对国外巨大的地下排水系统表示羡慕。而在书里，薛涌用冷静的姿态，向公众的盲目热情泼出了一盆冷水。他认为集中式的地下排水系统，不仅耗资巨大，还会带来难以估量的环境危害，已不适合现代的城市建设。因为在全球化的经济模式下，人口的流动量变大，很难预测一座城市未来几十年的规模和布局。如美国的底特律、德国的一些城市，都正面临着城市萎缩、人口减少的问题，维护城市原有的巨大排水系统，已成为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盲目的扩张和建设，反而不符合现代城市的发展尺度。为此，薛涌建议采取美国的高密度“高层”发展策略，还引用“美国聪明发展”组织所公布的研究报告，指出密集型都市圈的居民，比起“摊大饼分散式”都市圈的居民，经济机会更多，社会流动性更大，人均寿命更长也更健康。

　　《城市的迷惘》虽是在书写每一个个体的城市故事和发展脉络，但同时也是在探寻历史的发展进程。早前在阅读土耳其作家、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罕·帕慕克的自传性作品《伊斯坦布尔》时，曾被他浓郁的“忧伤”所感动——那种忧伤“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如何让城市发展得更加合理和有序？相对于帕慕克那座伊斯坦布尔的“忧伤”，当下人们面临城市发展的“忧伤”和“迷惘”则更多是来源于个人、集体乃至整个国家发展无法摆脱人类迁移或城市化进程所引发的内在问题和危机烙印。而人们内心的种种惶惑和逼仄，薛涌都用自己的观察和语言一一生动还原了出来——显然，作者理性地“旁观”、“后顾”、“比照”的举动，其意义或许并不低于前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