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文学的重新回归(李治邦)

　　编者荐语

　　长期以来，文学中的“红色经典”让人印象深刻。这种经典使高尚的情操与理想，借助文学艺术的感染力进行传播。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阅读“红色经典”并创作出更多新时代的“红色经典”依然是十分重要的。

　　我少年时代读到的红色文学作品很多，而且经典不断涌现。比如罗广斌、杨益言合著的《红岩》，后来我到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时，看到很多人在那里大声朗读精彩的片段章节。比如梁斌所著的《红旗谱》，确实很震撼。因为描写的是滹沱河边的故事，与我家乡河北省安平县的气场很近。动我心魄的是曲波的《林海雪原》，杨子荣的形象总在脑海里不能磨灭。还有周立波写的《山乡巨变》，他笔下的湖南清溪乡农民在合作化中的巨变，写了一群形象鲜明的人物。不能忘记的是他另一部《暴风骤雨》，同样的题材，但写出了不同地域的革命斗争。在描写农民解放后生活的红色文学里还有一部巨著，就是柳青的《创业史》，写了农民思想情感的变迁，也生动地勾勒了当时的农民画卷。还有一部是我在上小学时很感兴趣的作品《青春之歌》，杨沫笔下的青春气息漫延在当时的学校里，感染着年轻人，并激励着他们对生活对社会进行幸福憧憬。

　　随之，在新时期文学十年中，红色文学在刚刚兴起后就稍显滑坡。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些人对文学的向往，对红色文学的热爱。一些人甚至觉得那些英雄距离自己生活太远，好像可有可无。红色文学的淡化，也使得人们在阅读时缺少了一种对追求和信仰的感悟。一些年轻人可以问，阅读红色文学会对自己有什么实际意义，能获得什么好处？在“金钱拜物教”悄然侵入社会的细胞时，红色文学应该是抵御者是抗争者。

　　现在流传着一句话，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红色文学其实也担负着给人民信仰与精神催化力的作用，这就要求红色文学必须要建立起广阔的平原，然后逐步耸立起一座座耀眼夺目的高峰。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红岩》这样影响深广的作品，这样能驾驭当代大历史结构、塑造各具个性人物的作家？近十多年来，红色文学在重新回归。比如早期莫言的《红高粱》就有了突破，他继承了传统红色文学精髓，但又有全新的角度。写了新型的抗日英雄，爷爷奶奶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博大胸怀，增加了原始生命力那种殊死的斗争精神。陕西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有着强烈的民族历史内涵，有着独辟新境的思辨——老百姓需要的是让生命更加有意义。在近一时期，红色文学有了更为深层次的变化。比如都梁的《亮剑》，后来两度被拍摄成电视剧，产生很大的影响。李云龙成为不同于李向阳的英雄人物，更亲更爱，有骨有肉，他的铁血丹心、他的“人之常情”都有着个性，有着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味道。红色文学是让作品说话，让人物活在读者心中，让故事成为互相传诵的精神输送带。刘和平的《北平无战事》也是难得的红色文学经典之作。他真实地描写了那些历史事件，但也艺术构思了人物命运，写出了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和为老百姓争取和平的社会观。没有故意拔高，也没有强化色彩，就是那么一笔一笔地雕刻、探索文明和进步。全先勇出生在1966年，是黑龙江的作家，在全国知名度并不高。可他写的小说《霍尔瓦特大街》风靡一时，特别是被改编成电视剧《悬崖》以后，周乙这个人物打动了每一个人。他对党、对人民、对祖国心存大爱，在危机四伏的险恶环境里，忠心耿耿为党，有情有义，品德高尚，是一个经验丰富、能力超强的优秀地下工作者。当然，这里也包括天津作家龙一的《潜伏》，与全先勇的《霍尔瓦特大街》有着异曲同工的艺术影响。我所举例的这些红色文学作品，大都被改成电视剧，产生了轰动效应。我认为这很符合当代的艺术传播方式，书是一个平台，电视荧屏又是一个更大的传播空间，产生更为广大的社会影响。

　　但毋庸讳言，红色文学的重新回归有着时代的召唤，有着百姓的期盼，但也有着市场作用在孵化。这些红色文学产生出来的社会影响也带动了市场效益，很多民营影视公司也关注着红色文学。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红色文学的输血功能还不很强大，一些作家不屑投笔红色文学。而且不少红色文学被改编成电视剧后显得苍白，削弱了很多文学元素，增加的都是所谓市场看点。更为担忧的是反映当代的红色文学不多见，中国农村有着很多小说描写题材，但像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那样有冲击力的作品还不多见。像柳青笔下的梁生宝、高晓声笔下的梁焕生那样活生生的人物，更是凤毛麟角。好像红色文学必须是过去的，必须是地下工作者才对。似乎当代就没有什么红色文学之说，或者说也没有那些可歌可泣的角色。于是人物越来越两面性，黑白之间在迅速转换着，美与丑，善与恶，都在模糊着。红色文学需要旗帜鲜明地表达立场，但也更需要努力刻画典型人物。人物竖不起来，还是趁早不要打上红色的招牌，老老实实该写什么就写什么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