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之所至皆欣然(范文)

　　《政余遣兴》收集了庞波1977年至2015年的130多首诗，时间跨度三十多年。看得出来，庞波从小爱好诗词，并有一定造诣，所作多为古体五律七绝、古词牌词，也有几首现代抒情诗。从创作灵动上看，几乎都是信手拈来，即景触事而发，随意见真，没有造作糅合，弄眉作状。从意境上看，不失古人之风范，见物尤事，且真且幻，自勉自励。 

　　他在《六十初度感怀》中写道：“欢喜渐生乐布施，要言深旨寸心知。人间万事从容对，止怒消嗔耳顺时。”欢喜、布施皆为佛教用语，在这里用对世俗生活的博爱和对佛教世界的慈悲来抒情、概括自己的耳顺之年，既扣合传统，又不失为自我精神世界的当下概括，更多的当是激励。“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诗集中收集的几首现代体自由诗，找不见现代诗人那种“未曾赋诗先酿愁”、云里雾里玩感情游戏、找莫名其妙的感觉的虚幻主义色彩，而是以爽朗的心情对心绪采取直白式的抒发，生活情绪更是以乐观处世见长。在世处世，真空不空。读罢令人不禁走进诗的境界，悠然想起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东晋诗人陶渊明那句著名的诗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陶渊明写那句诗的时候还不到耳顺之年，却毅然而然地“归去来兮”，精神世界在纷乱的世界里找到了安逸的寓所。

　　诗是文学中的文学。从《诗经》到乐府诗，到“蓬莱文章建安骨”，到唐诗宋诗，到散文式的现代诗，无不凝聚中华文明的精神情愫。太平盛世总能催生诗歌的繁荣。然而诗歌对民族情结的承载并非无序可守，并非没有艺术守则。国学大师王国维说过：唐诗是喊出来的，宋词是想出来的。唐诗喊的是一种精神情怀，宋词想的是一种精神意境。不论是喊还是想，都是一种思想情结的表达，成因都是不吐不快，兴之所至皆欣然，这种感觉不见得人人都有。即便有，也需要量的积累才能成为诗。生活诗情化，情绪生活化，似乎是诗词想要努力表达的一种方式，一种追求进取的方式。庞波可能找到了这种感觉。

　　诗是诗人的心声，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反观，更是对生命意义的解读。诗有强大的解读能力，深浅取决于读者的解读能力。诗真正的魅力在于对诗人的解读。读李白的诗，我们似乎能看到一个飘逸洒脱、近乎癫狂的唐代士子，仗步如飞，双目如炬，站在天姥山的顶峰上，时而手捋胡须发出癫狂式的呼喊：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时而低头长嘘：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读杜甫的诗，我们似曾从朦胧中看得到，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手拄荆杖，步履蹒跚行走在荒芜的道路上，一双泪汪汪的眼睛总是盯着脚下。他在看，他在听。他看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他听了“吏呼一何怒，妪呼一何苦”。读白居易，我们似乎看到一张司空见惯的文人形象，不亢不卑，哪怕脚步不听使唤，腰杆总是挺得很直。不会下跪吗？不，他只选择值得下跪时才下跪。用他的话来说：跪迎长官心欲碎，鞭打黎民心不甘。他在官场上行走，官职始终得不到晋升，但历史记住了他。他是文人，“长安米贵，白居不易”，而他却住下了。他写《长恨歌》，没有为“尊者讳”，写至真至诚的爱情，欲褒还贬，名曰写爱情，实则写历史。虽然在大唐天子的脚下，却没有一丝溜须拍马的媚态，竟然没有遭到李唐后人的讨伐！他写《琵琶行》，鞭挞世态炎凉，情真意切。“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丝毫没有居高临下的尊贵感，后世也没有人指责他为什么要用诗与一个色竭容衰的乐伎拍拖。读苏轼的词，情绪会随之跌宕。时而站在赤壁前吟唱“大江东去”，时而在月光下仰首望月：“明月几时有”，时而在山村僻壤“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诗人们对生命的解读总是那样的坦荡乐观：顺天意而尽人事。

　　(《政余遣兴》，庞波著，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