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审美诗学到文化诗学(程正民)

——童庆炳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之旅

　　我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教育家童庆炳教授离开我们了，作为相识相知六十年的老朋友，我无比悲痛。在追悼他的日子里，人们自然想到他在文学理论领域的杰出贡献。报刊和网络称他为“文学理论泰斗”“文坛教父”，在我心目中他更像一个劳动者，几十年如一日在文学理论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从不懈怠，从不停滞，勇敢前行，把全部生命都投入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为我国文学理论研究和教材建设费尽心力，为我国文学理论学科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俄罗斯著名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曾经指出：“文学是一种极其复杂和多面的现象，而文艺学又过于年轻，所以还很难说，文艺学有什么类似‘灵丹妙药’的方法。因此，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就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是完全必要的，只要这些方法是严肃认真的，并且能揭示出新研究的文学现象的某种新东西，有助于对它的更深刻的理解。”新时期以来，童庆炳和国内文学理论界的研究，就是围绕文学是什么，用什么方法研究文学，围绕如何运用多种方法更深刻地阐明各种文学新现象来进行的。从审美诗学、心理诗学、文体诗学、比较诗学到文化诗学，几十年来，一路走来，童庆炳始终站在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潮头，成为文学理论界的领军人物之一。

　　新时期伊始，童庆炳痛切地感到文学理论僵硬的政治化和大而化之的哲学化，严重阻碍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于是他同文学理论界的同行一起，突破“反映论”的单一视角，寻找文学的自身特征，开始建构自己的“审美诗学”。在一系列探讨文学特征的论文中，他向传统的“文学形象特征论”提出挑战，提出“文学审美特征论”，认为文学的特征不仅在于独特的审美形式，还在于有独特的审美内容(整体的、审美的、个性化的生活)、独特的思维方式(以形象思维为主，以逻辑思维为辅)和独特的审美功能(以情动人的艺术感染力)。“文学审美特征”摆脱文学理论依附政治、简单套用哲学理论的模式，推动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受到学界的肯定和支持。他还把“文学审美特征论”融入他主编的各种文学理论教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理论界提出文学主体性问题。童庆炳认识到这是文学理论的重要问题，同时感到，不能囿于哲学的范畴，必须转到“文艺心理学”领域加以深入研究，于是有了他的“心理诗学”的研究。从1985至1992年的7年时光，让我协助他带领他的“十三太保”(丁宁、陶东风、李青春、黄卓越等13个研究生)，从事国家“七五”社科重点项目——文艺心理学(心理美学)的研究。这项研究最终出版了专著《现代心理美学》和“心理美学丛书”15种。在心理诗学的研究中，童庆炳反对以普通心理学的概念生硬地宰割文学艺术的事实，主张从文学艺术的事实出发，来寻求文学艺术现象的心理学阐释。他主编的《现代心理美学》试图以审美体验为中心建立文学心理学的体系，把文学艺术家看成审美体验的阐释者，把创作过程看成审美体验的外化过程，把文学艺术作品看成审美体验的形式化，把艺术接受看成二度体验。在他个人专著《艺术创作与审美心理》(1990年)中，“把矛盾上升为原理”力图揭示艺术创作机制的复杂性和辩证矛盾性。这些心理诗学的研究成果受到钟敬文、季羡林等老一辈学者的肯定，并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著作奖。

　　90年代初，童庆炳关于文学审美特征的研究又进一步深入，他清楚意识到当作家苦苦探索的不仅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的问题的时候，文学理论研究应当面向语言、面向文体。这个问题不解决，文学审美特征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他经过3年努力，编了一套“文体学丛书”(1994年)，自己也撰写了专著《文体和文体的创造》(1994年)。他认为不能把“文体”单纯理解为过去人们所说的“文类”或“文学体裁”，在融合中西文体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体的新见解：

　　“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同时，他把文体看成是一个“系统”，认为文体是体裁、语体和风格的结合体。在文体的创造方面，他在评述了“美在内容”“美在形式”“美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的观点的局限后，提出了“美在内容和形式的交涉部”和“内容和形式相互征服”的新观点。他的文体诗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王蒙说其文体研究让作家找到知音，“让人感到温暖”。季羡林先生认为“文体学丛书”是一套“质量高、选题新、创见多，富有开拓性、前沿性的好书”。

　　作为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童庆炳一直认为要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在中、西、古、今四个主体之间展开平等对话，既借鉴西方有益的观点又不失民族的传统。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在“比较诗学”研究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和黄药眠先生主编了《中西诗学比较体系》(1992年)、自己著有《中国古代诗学和美学》(1992年)、《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2001年)、《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华古代文论》(2002年)和即将出版的《〈文心雕龙〉三十说》。上世纪90年代初，他提出古代文论研究的三大策略：1.历史原则，把古代文论放在历史语境中考察，尽可能恢复其本来面貌。2.对话原则，展开古今中外的平等对话，相互补充、发明和贯通。3.自治原则，中外古今是交融不是机械相加，要在对话中寻找新质，创造中国现代文论的新形态。他的比较诗学研究受到学界高度评价，古文论研究专家陈良运教授特别称赞他把李贽的“童心说”与马斯洛的“第二次天真说”所做的比较研究，说：“感到十分新鲜且心胸豁然开朗，一缕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新曙光，启开了笔者比较狭窄的视野。”

　　童庆炳近些年一直关注文学理论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方面。90年代末，他在各种学术讨论会上和一系列论文中，倡导“文化诗学”。他提出这一主张是基于文论研究和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一是文论界过去将“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加以割裂，后来又片面和过分强调“内部研究”。他主张两者应当结合起来。二是90年代引进西方文化研究后，不重视文学的审美品格，不看重文学文本的诗情画意，其结果将脱离文学本身。三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问题丛生，文学理论不能置身局外，文学理论批评要有文化质素和视野，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他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说明“文化诗学”的结构。一个中心是以审美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既要伸向微观的文学文本的细部，又要伸向宏观的历史文化观照。为了实现他的主张，他先后编了两套丛书：《文化与诗学丛书》(10本、2001年)、《文化诗学丛书》(5本、2015年)，自己还著有《文化诗学的理论和实践》(2015年)。

　　童庆炳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在思考我国文学理论的问题和出路。2015年5月16日，在他最后一次出席学术讨论会“百年学案2015南北高级论坛”，在会上抱病做了《文学研究为何深入历史语境——对当下文艺理论困局的反思》的长篇发言，指出摆脱当下文学理论困境的出路有两条：一是要与现实的文学创作、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保持密切的生动的联系；二是要与历史语境保持关联，追求浓厚的历史感。

　　童庆炳经过近四十年的艰苦跋涉，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终于走完了文学理论研究之旅，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学理论遗产。他实在太累了，该好好休息了。这些年在生病的日子里，他深感来日不多，在拼着老命工作的同时，寄希望于未来、寄希望于自己的学生。在一本2014年出版的专著中他深情地说：“回顾所走过的路，总觉得所做的太少，留下的遗憾太多……但生命的火焰即将黯淡，我可能再做不了什么来补救了。遗憾将陪伴上天留给我的日子。我只能告诫我的学生：努力吧，勤奋不倦地在文学理论这块园地里耕耘……我从来不嫉妒学生。我希望你们成家立派。当你们像我这样走的时候，回首往事，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虚度，你们已经成功，达到你们老师没有达到的境界。那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安慰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