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现实主义的崛起(杨和平 熊元义)

　　作家艺术家个体与整个社会群体的差异甚至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差异和矛盾只能在作家艺术家的主观批判与人民的历史批判的有机结合、“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中化解，否则，作家艺术家的心胸就不可能成为“社会的共鸣器”

　　重新强调现实主义精神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

　　一段时间以来，文艺创作存在着躲避崇高、向下堕落的倾向，使得一些文艺作品比现实生活贫乏、干瘪。这些作品对现存冲突的表现远远落后于现实生活自身的发展，既不扣人心弦，也难给人启发。有些作家艺术家已察觉到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创作趋势的弊端，反对沉溺于小情趣的文艺创作，提倡文艺创作更多地“要往大处写”，即“把气往大鼓，把器往大做”，他们不反对作家从“我”出发，但认为作家要从“我”出发走向“我们”，而不是从“我”出发又回到“我”。

　　其实，现实主义精神不仅每个时代都存在，而且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风貌。在中国当代，重新崛起的现实主义精神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既要看到作家艺术家对现实主义精神的主张，也要看到作家艺术家所处的时代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相比之下，后者更重要。文艺批评界应该抓住这一点，由此来探究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阶段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独特特征。

　　首先，重新崛起的现实主义精神强调作家艺术家的主观批判和人民的历史批判的有机结合、“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这是克服当代文艺弊病的治本良方。

　　为推动作家艺术家走向更开阔的世界，有的文艺理论家提出了审美超越论，认为文艺作品所表达的审美理想，不仅仅只是作家艺术家的主观愿望，同样也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的一种概括和提升。这种将作家艺术家个体的主观愿望完全等同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的逻辑，不利于广大作家艺术家深入人民的历史活动并和人民创造的历史活动相结合。作家艺术家个体与整个社会群体的差异甚至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差异和矛盾只能在作家艺术家的主观批判与人民的历史批判的有机结合、“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中化解，否则，作家艺术家的心胸就不可能成为“社会的共鸣器”。当然，作家艺术家应该从自我出发来写作，从自己感受最强烈的地方入手，从写自己最有把握的那一部分生活入手。但是，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如果局限在他感受最强烈的地方，而不思考如何超越，那么，就很难反映时代的本质。

　　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阶段，不少作家艺术家在深刻把握历史发展动力的基础上看到了中国当代社会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进步，而这种历史进步正推动着中国当代社会发生伟大进步的变革。这些作家艺术家勇立潮头唱大风，创作出了一批气魄宏大、图景广阔、具有深度的优秀作品，体现出现实主义创作精神。

　　其次，重新崛起的现实主义精神追求中国当代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和谐发展，努力扭转当代文艺的边缘化发展趋势。在中国当代社会快速发展中出现了一些不平衡现象，当代文艺的边缘化发展趋势就是发展不平衡的一个产物。面对这种趋势，一些作家艺术家甘居社会边缘，躲避崇高，甚至自我矮化。而另一些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则摒弃鸵鸟心态和庸人心态，正视并批判这种文艺边缘化的发展趋势，自觉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努力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处，为促进社会平衡发展与全面进步付出努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是极少数人的发展，而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发展，没有中国人民的共同发展，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个有现实关怀和历史眼光的作家艺术家一定会看到这一点，一定会积极参与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并在艺术创作中把这种历史进步有力地表现出来，创作出震撼人心的文艺作品。

　　最后，重新崛起的现实主义精神不仅直面现实存在的冲突，而且努力解决这种现存冲突。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史上，不少作家艺术家在文艺是否应该直面现存冲突并解决这种现存冲突上发生了分化。有些文艺理论家强调文艺对现存冲突的反映，却没有看到文艺对这种现存冲突的解决，“停留在单纯的矛盾上面，不解决那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文艺降低为社会生活的直观反映。杰出的作家艺术家不仅要深刻反映生命的历史运动，而且要在深刻反映现存冲突的基础上努力推进对这种现存冲突的解决，而不应搁置矛盾。

　　既不刻意回避现存冲突，也不止于表现现存冲突，而是在深刻把握现存冲突的基础上努力推进对现存冲突的解决，推动当代历史发展，这是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高级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