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社会的文学诊断——徐刚《后革命时代的焦虑》读后(卞蕴雯)

　　《后革命时代的焦虑》是徐刚多年来潜心读书研究的部分成果展示，旨在理解和把握21世纪以来中国当下文学和文化的命运。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是围绕“十七年文学”展开的当代文学研究，下编则是偏向文学批评的作家作品阐释。

　　在《重述五四与“当代文学”的合法性考察》一文中，徐刚指出“当代文学”为了获取存在的合法性在某种程度上对五四传统进行了“重述”，且这种“重述”的历史过程中包含着话语介入、重新书写及历史占据的意识形态冲动。可见，某种意义上文本只是意识形态“借题发挥”的工具，却也彰显出“当代文学”对于现实的介入及干预。这使得“当代文学”一度被赋予某种特定的政治内涵，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徐刚通过《重申“当代文学”的概念与文学史分期问题》一文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对“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复杂性作出揭示：他认为，作为一个学科范畴， “当代文学”被约定俗成地指称“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而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它应当特指20世纪40-70年代这段“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时期。徐刚以此与所谓的“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以及“新世纪文学”区分开来，从而对困扰学界多年的混乱概念予以厘清。他的史论文章往往材料翔实，论证充分，思考深入，各色理论信手拈来，观点也颇具启发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十七年文学”与“新时期”关系的绝佳窗口。

　　相较于上编学理性的文学整体性研究，下编的作家作品阐释部分则让我们看到了徐刚感性的一面，他的批评文字褪去了理性外衣的包裹，变得热情而富有诗意。《屈辱而荒谬的灰暗人生——阿乙小说论》一文充满诗性的光芒，批评的灵动跃然纸上。徐刚的感性是建立在其深厚的理论素养及踏实严谨的学术作风之上的，他总是尽可能梳理清楚作者的意图，一直深入作品的灵魂深处，通过与作家前期作品、国外同类作品的多方位勾连比较，分析其中优势与不足，进行委婉的批评，并能将之置入特定的历史语境进行考察，以彰显其独特的文学史价值。从《一句顶一万句》中，徐刚看到了作者刘震云对于语言沟通的焦虑，认为其背后是对人际关系真实性的公开质疑；从《隐身衣》里，他窥见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焦虑，“古典音乐这件‘隐身衣’不过是掩盖他们内心空虚的‘遮羞布’”，却掩盖不了这个世界“形”“实”分裂的本质。《夜深沉》里，他发现在消逝的故乡风景面前，一切审美的遐思都变得奢侈，陈应松对于暴力美学的诉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现实焦虑的投射。

　　由此可见，“焦虑”是贯穿全书的关键线索，也是徐刚对现代文明社会作出的初步诊断。他的批评不是人云亦云的低声附和，比起固步自封的重复，他更善于发现新的领域来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他关注“80后”写作、重新打捞起日趋边缘化的科幻文学，更对于新世纪以来的城市小说颇为上心，多年来始终在朝着自己关注的中心议题稳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