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创新的可能性——读席星荃长篇小说《风马牛》(王春林)

　　《风马牛》是一部在文体方面具有突出先锋色彩的长篇小说。席星荃打破了多种文体的界限，全面呈现了葫芦湖乡从解放前匪祸乱民横行到上世纪60年代大饥荒的历史。借助于笔下的葫芦湖乡，席星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的微观视角，底层民众在震荡的历史中求生的艰难以及善恶人性的对决，都在这个古老乡镇中沿着时间顺序逐一上演。

　　初看之下，《风马牛》在文体方面的确容易让读者产生“风马牛不相及”之感：新闻、乡志、艺文志、风俗志、宗教志、采访笔记、回忆日记、独幕话剧、电影剧本、文献资料辑录等差异极大的文体居然出现在同一部小说中，给读者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可贵的是，席星荃做到了乱而有序。具体来说，作家在进行写作时有明确的规矩可循：“本书仿《左传》前经后传体例，全书分为若干章，各章之首录以《葫芦湖乡志》原文若干，以为叙事纲目、背景或引子；其下，依次以‘采访笔记’、‘文献资料辑录’、‘风物志初稿’分别演绎。”席星荃能够在小说创作方面有所创新并自成一格，与他长期的散文创作经历存在着极大的关系。《风马牛》写历史却又不止于历史，槐树畈的地貌、起源和姓氏，葫芦湖乡的物产、风俗、动植物、民间医术、传说、地方戏曲、宗教等，在小说中都得到了艺术性的呈现。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席星荃充分发挥了其散文写作的功力，我们才能够看到这样一个融合了几乎所有文体的特殊文本。

　　除了文体方面大胆先锋的尝试，值得一说的还有小说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风马牛》似一幅众生图景，小说里没有绝对的主角和配角，各色人等登上历史的舞台。小说中出现了不少土匪形象，比如张黑脸、“辛氏三虎”、张子愉、王有青、李老苦等。这些人尽管都是土匪，但在席星荃笔下却性情迥异，各有特点。其中，作家花费笔墨较多的是陶柏青这个人物。陶柏青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运动，他忧国忧民且淡泊名利，不仅为陶冈人调解纠纷、救助灾民并修建了惠及后人的堤坝和石头桥，而且还在抗战期间积极支援台儿庄战役，拒绝出任日本的顾问。在浊乱的世道中，陶柏青毫无疑问是一个光明正义的存在。但就是这样的人也难逃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最终凄凉离世。

　　小说题名为“风马牛”，除了文体方面的“风马牛”之外，实际上也暗含了作家对小说所涉及历史的基本态度：“在自然界里，马牛相诱的现象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因为这是造化的规律。但在这本书里发生的事，滑天下之大稽，荒唐的程度空前”，正因如此，忧国忧民的陶柏青、温润优雅的蔡淑真、刚烈坚韧的涂嬷嬷等这些在乱世中有所坚守的人才更能够使读者动容。席星荃对这些“坚守者”的动情刻画，充分传达出作家对乱世中人性光辉的格外珍视。在那样一种黑白颠倒、世情混乱的“风马牛”时代，要守住一些美好的东西是何等艰难，但正因如此，我们才更需要珍惜人性中的美好和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