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缘何“纸贵”(高深)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这段话得到了包括文艺界在内的全民认可，其实，真正能达到传世之作的“高峰”作品，何止是“缺”，几乎是“无”。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各有说词，我以为戒除浮躁，潜心创作，丢弃杂念是一剂良药。以文学为例，现在有一种流行的写作时间表：长篇不过季，中篇不过周，短篇不过夜。此外还有一天一万字之说。有的人对写作太缺少耐性和耐心了，总以为字数越多成绩就越大，只要“著作等身”就可以称为名家乃至大师。哪有那种事情呀？乾隆一生写了4万多首诗，肯定超过了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可诗坛一点面子也不给，并没有给这位皇帝一席之地。同样是皇帝的李煜，虽诗词写作并不甚多，但文坛却给了他极高的评价，认为他当皇帝是选错了职业。一个有出息的作家，不应该被出多少本书或印数、码洋、获奖等这些虚饰绑架。

　　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有可取之处，我想细说说当年“洛阳纸贵”的缘由。它告诉我们写作是一件清冷和寂寞的事情，写作人要耐得住寂寞，有学养还要有足够的耐心和韧性。

　　西晋作家左思幼年学书学琴，成绩平平，言谈还有些口吃。他父亲左雍认为他不聪明，有一回竟当着他的面对友人说：“这孩子跟我小时候比，差得远呢！”左思很觉惭愧，因此发愤图强，勤学用功。后来，果然写出了辞藻壮丽的好文章，获得文坛很高的评价。

　　《晋书·左思传》记载，左思写文章不贪多求快，每写一篇都非常认真，曾以一年的时间写了一篇《齐都赋》。后来全家迁居京城洛阳，他也被任“著作郎”。从这时起，左思就立志要写魏、蜀、吴三国都城的《三都赋》。他深入了解了三座都城的历史与现状、自然景观与风土民情，每天都在谋篇构思上冥思苦索，随时随地都在为这篇文章打腹稿。他在书房外面的走廊里、庭院里，甚至厕所里，都放着笔墨和纸张，每得佳句，不论长言短语，都立马记录下来。就这样努力地写了10年，终于写成了《三都赋》。

　　另一位大文学家陆机，那时也居洛阳，他本来也有写《三都赋》的计划，听说左思已经动笔，暗暗讥笑。他曾在给他弟弟陆云的信中写道：“这儿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居然在写《三都赋》，看他写出来有谁要看，让它作废纸去盖盖酒瓮吧！”不料左思的《三都赋》诞生后竟获得非常大的声誉。陆机带着挑剔的眼光读后，也由衷地叹服。他认为“三都”有左思之“赋”已经尽够，再写也超不过它了。于是陆机除了为左思“点赞”，再没有动笔的念头了。

　　左思的《三都赋》很快流传开来，京城里文士书生及官家富户的子弟们，纷纷争先抄录，惟恐落后于人。洛阳的纸价顿时暴涨，由此还产生了一则成语“洛阳纸贵”，形容某作品质量高，书籍销量大，受到读者广泛欢迎。

　　复述《三都赋》的创作历程，不仅想说明产生“高峰”之作要有“十年磨一剑”的耐性，也想说明还要吸吮经典的营养喂养当代。作家对写出的每个字都应胸怀崇高，心存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