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文字缝隙”(龙一)

　　除去宗教，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承认与否，多多少少都会“信”点什么。信什么呢？有人相信“世界和平”，这个无法争论；有人相信“钱”，这个可以探讨；有人相信“性本善”，也有人相信“性本恶”，这都是经典，早有结论，虽不充分，然不远矣。作为一个以讲故事谋生的人，我相信什么？如果说我相信“吃饱了不饿，睡醒了不困”，这是常识，近似于宇宙普遍真理，说了等于没说。其实，从职业的角度来讲，我相信“文字缝隙”。

　　举个例子，中国有个在全世界都很著名的故事《赵氏孤儿》，在国内有京评梆、电影、话剧等艺术形式的改编，国外有法国伏尔泰1735年改编的《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和英国威廉·赫察特改编的《中国孤儿》，然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个故事的改编者都对主人公程婴最后自杀这项重要内容不够重视。程婴帮助赵武复仇、复国成功，却选择了自杀，这一点正是这个故事核心的精髓。这一精髓的真相在史书上并没有文字记载，只有程婴自己言说的自杀理由：“我将下报赵宣孟(赵朔)与公孙杵臼”和“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我以为，这里恰好体现了我所谓的“文字缝隙”。

　　古代评价“士”的价值标准之一是“高洁”。程婴能行“义举”，同时他也深通人情世故，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功成之后，他的身份就从一个奋不顾身的“义士”下降为投资获利之人。程婴若想防止世俗之人和后代史家对他的种种揣测，让自己的“义士”身份不被卑俗之论玷污，他就只有自杀这一条路可走。而支持他自杀的道德动机就是“洁”，他必须得将自己与这不世之功产生的任何利益割断，从义士和功臣回归到“友”的身份。

　　由此便进入程婴更深层的动机，公孙杵臼当初责备程婴“胡不死”，是因为程婴当时作为“友”确实“应该死”。对于“高洁之士”来讲，程婴辅佐赵武20年，不论是功劳与苦劳， 都无法与他当年的“应该死”相抵，因为这完全是两回事，不存在等价交换或功过相抵的可能。于是，程婴主动忽略“功劳”，回归“胡不死”的本初理由，选择用自杀以“自洁”。所谓“死义”，程婴在整个事件中自觉主动，细致周全地做出了近乎完美的诠释，这也就是这个故事的伟大之处。

　　我是个“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在家深入生活，从“文字缝隙”中去发现被删减、被修改、被编造、被忽略的内容，将其拼凑、缝补、还原，基于这些发现，再从中提炼出代表性人物和独特的故事结构，然后结合我个人有限的知识和对人情事理的积累，这才形成小说作品。

　　《接头》这部小说就是这样完成的。我在小说中有意减少了对主人公具体工作的描写，尽管这类内容会很惊险有趣，能更多地吸引读者，但它不是这部小说的写作目的。我在这里想要做的，是试图发现和复原中共地下工作者的“生活困境”，特别是他在伦理上不得不经受的多重考验与折磨。这些生活困境反映到具体某位同志身上也许内容没有这么丰富，但作为文学作品，我有责任让“这个人物”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和隐喻性，不如此，真的就对不起那些勇敢、高洁的人们；不如此，“这个人物”甚至不像那个时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