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传吉：为批评立心(谢有顺)

　　义理

　　实现文学与心灵的深层对话

　　在众多批评家中，我以 为，胡传吉的文字，是在自觉地为批评立心的。她所写下的一些篇章，往往义理、实证和文体俱佳。她在《小说评论》杂志上开设的系列专栏，以文学为载体，谈的 是“精神生活”，你只要看她所关注的问题，所用的词，如“不忍之心”、“羞感”、“自罪”、“怨恨情结”、“意义的负重”、“论同情”、“技术冷漠症” 等，就很容易辨识出她的批评义理，一如她的评论集《中国小说的情与罪》(引文出自此书)所强调的——而“情”和“罪”这样的字眼，已经从很多批评家的视野 里删除了。他们习惯用很多理性的概念、术语，惟独不言情、不言罪，拒绝分享属于文学自身的道和义，最终就把批评变成了无关生命自性的理论说教或者技艺分 析。

　　但胡传吉显然不愿落入这样的批评困局。她恐怕是新一代批评家中，最为强调批评义理的一位。义理是大道，是批评之心的核仁，有怎 样的义理，就决定批评有怎样的高度。胡传吉对小说的情与罪的痴迷，是渴望在文学与人性、文学与心灵之间实现深层的对话，使批评为一种人类精神的内在经验作 证，并由此建立起一种个体的真理。这种对人性的存在所作的钻探，把文学置放到了一个为更多人所共享的价值世界里——从价值幽闭到精神对话，这不仅是文学的 福音，也是批评的前景所在。

　　读胡传吉的批评文字，之所以有一种快意，有一种人生被洞穿了的感觉，就在于她从深处理解了文学的道义， 并把文学与人类精神的内在性贯通在了一起，她的批评义理由此建立。她关注人类心灵暗处的景象，讨论当代小说中的“性饶舌”现象和怨恨情结，等等，皆可视为 批评的立心之作。我们也许没有想到，文学批评也还可以分享如此众多、如此重大的精神话题。多年来，我早已习惯了批评界为一些小事斤斤计较，也对批评家们津 津乐道于那些小趣味、小发现、小私心甚感不解，后来终于明白，批评的格局之所以越来越小，根本的原因还是批评家们对人的探索失去了兴趣。

　　没有人生作根底，没有对人的丰富想象，也没有分享人类精神之内在经验的野心，所谓的批评，就不过是为文学所奴役之后的一种苍白表达而已。

　　考据

　　对文学大势的从容把握

　　在 批评的义理上不苟且，必然也会注重在实证中贯彻这一义理，同时建构批评的文章之道。我在胡传吉的批评文字中，也看到了这种努力。比如她讲《小说的技术冷漠 症》，举了金庸、麦家等人做例子。她说金庸在价值观上并没什么突破性的建树，无非是个人命运后面站着国族命运，“但金庸的小说技法自成一家、独创门别，他 有他十分大气的一面，如果因其通俗而拒之以文学域之外 ，那就是短见浅识了。这个作家有一颗异想天开的好玩之心，其贪玩之趣，恰好是当代大陆小说家所普遍 缺乏的，也更是阴谋权术之心所难以想象的……金氏小说，寓国族、道德、情爱等严肃话题于江湖游戏之中，跟技术实有太多太多的暗合及呼应处，他的价值观迟早 会被人诟病……以我的看法，想象力才是金氏小说真正的卓越魂灵。”她论到麦家《解密》一书中，主人公容金珍的崩溃：“是信仰悲剧的解密”。“技术在反复升 级人的自我能量之际，也在反复升级对人的控制能量。技术诱拐了人的智慧与激情，技术让人迈向神迹，技术测试人与神之间的距离远近(近了方知远)。人终生追 求不被复制、不被控制的命运，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对技术的抗争、对有限的绝望、对无限的向往？”——关于这些作家的研究，都是实论，从作品引申，但见出一 个更大的问题：文学写作事关价值立论，但也有自己的物质外壳；一种想象力和人格塑造的成功，也不能忽视作家在技术上的修习。这样一种写作上的辩证，胡传吉 以“技术”为切口，在金庸、麦家等作家身上得到了落实。

　　这也是批评的实证精神，它与小说写作上的实证异曲同工，前者以小说为材料， 后者则以俗世和人性为材料。如此实证，又为了引出这样一番义理：“技术有如身体，都是人的躯壳、牢笼、隐喻，对技术的冷漠心，更不用说对科学的冷漠心，这 大大局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想象力，包括对人之未来、现在、过去的想象力。”“技术冷漠症”是当代小说的一大困局，“意义的负重”又何尝不是？“因为意义的 负重，小说评论及研究失去了对结构、语言、表现手法、故事、境界、气质等要素的赞赏激情，写作者丧失了对实在生活细致考究的耐心，表现才力日见欠佳。当评 论与研究过分倚重意义时，定力不够的作家，也会不自觉地在是非、对错、善恶、爱恨等问题上表态，急于得出结论、解决问题。”胡传吉找到的，总是一个能够深 挖下去、囊括多数的通孔。看得出，她的阅读量很大，所以有一种对文学大势的从容把握；她所使用的一些词，如论林白的《致一九七五》时的“格心”与“遁 心”，论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时的“温柔敦厚”，已经超越了对文学的鉴定，而更像是一种精神考据。胡传吉的批评文字，最有魅力之处，或许就在于她能 找到自己的语言为一种模糊的精神塑形，这也是一种考据之美，而且，这一关于人心的考据，远比材料的考据要艰难得多。

　　辞章

　　自觉的文体意识

　　批 评的义理，往往从考据中来，而所谓考据，其实就是把材料、细节引向一个更大的价值视野里来进行辨析。这也是胡传吉的批评文字的大节。读她的文章，有一种语 言气势，那是从一个义理的高度发出的声音，所以，她很容易看出一个作家的长处与局限。对于他们的长处，她不作俗论，而是尽可能用新的审视角度，看明其中的 微妙和曲折；对于他们的局限，她也不发恶声，而是以宽谅之心体会作家的难处，并发出自己善意的提醒。批评意见，她总是说得委婉，并非缺乏勇敢，而是她不愿 以一己之不满，否定小说的“大局”。老子说，“直而不肆”，说话可以直，但不能无所忌惮。《中庸》所称的“小人”，不正是“无忌惮”么？胡传吉在肯定和批 评的时候，都对文学存着敬畏，尽量不说虚语，也不发恶声，这是当下难得的文章之道。钱穆说：“一个人的文章和说话，慢慢到另一个人的脑子里，会变成思想。 所以我们用一个字，讲一句话，总该有分寸，有界限。称赞人，不要称赞得过了分。批评人，也不要批评得过了分。这是讲话作文的义理。”有此义理，文章就有敦 厚之美。胡传吉也讽刺，常常锋芒暗藏，但只要是她的识见透彻之时，她总不忘会心一笑，从而避免使自己的文字陷入阴沉和偏激之中。

　　胡 传吉的批评风格个性显著，批评的义理正大、宽阔，角度奇特而深切，不断发问，不断深思，至终在她的笔下，凝聚出了一批当代小说的核心之问，这些宏论，至少 我在别的批评家笔下是没有读到过的。义理方正、辞章优美的批评家，今日已不多见，但胡传吉能从众多写作者中脱颖而出，固然是因为她见地不凡，但不能否认， 她的文章风格独异，也是一大助力。为批评立心，虽然义理优先，但自觉的文体意识，温润的语言表达，也是批评之心的题中之义。

　　由此我想，也许并不是什么人都适合做文学批评的。没有敏捷、活跃、生机勃勃的美学趣味，你无法呼应文学中那些若隐若现的气息；没有坚定的精神义理，你无法获得一个审视的高度，也无法贯通文与人、过去和现在；没有智慧和才情，你也无法有通透的文字、优美的辞章。

　　批 评本无心，是由批评家来为之立心。胡传吉的努力，就是在为批评立心。胡传吉有批评的天赋，其长文元气充沛，短文灵动而充满才情。2004年至今，她连续为 报刊撰写每月约四千字的文学及文化期刊阅读文章，没有才情与卓见，难以坚持十余年。胡传吉亦有学术研究的大智，其专著《自由主义文学理想的终结》，是“一 部今后讨论这时期文学史无法绕过去的重要论著”(林岗)。

　　有才华而不张扬，是胡传吉的“乐乎”之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也许，“人不知”对胡传吉来讲，反而是幸事。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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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传吉，历史学学士，文学博士，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学术志趣为文艺思想史及学术史研究，著有《自由主义文学理想的终结 (1945.08～1949.10)》、《中国小说的情与罪》，在《红楼梦学刊》、《当代作家评论》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兼事当代文学及文化 批评，共在各报刊发表约百万余字的批评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