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群落的形成(蒋子龙)

　　我对“劳动模范”这个称号又有了新鲜感，是缘于一位文学批评家竟两次获得天津市劳动模范称号。据闻，在此之前的群众文化工作者，还从未有人获过这种荣誉。此公的大名：——赵宝山。

　　天津市作家协会也曾三次向他颁奖，分别是园丁奖、枫叶奖、特别奖；天津市文化局曾授予他特殊荣誉奖、东丽区政府颁给他特别贡献奖……赵先生到底“特别”在哪里、如何“特殊”？

　　话还要从头说，他曾是首都师范学院的高材生，毕业后分配到河北省重点中学芦台一中任教，全身心投入教学。为抵御当时“读书无用”的社会风气，不断改进授课方法，一心想做个问心无愧的教师，最终却成为“贯彻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急先锋”，不得不离开学校回到故乡军粮城，被安排到当时东郊区文化馆分管群众文艺创作。

　　此时“文革”已经结束，全社会正处于精神荒芜状态，这是个自己找事就有事干，不找事就没事干的闲差。而赵宝山还保留着一身教师的职业习惯，对学生摸底排队，关心他们的精神状态，留作业、判作业……文艺得以发展的基础，是文学的繁荣。而东郊区的文学创作还几乎是空白，群众却有一种文学饥渴，具备阅读能力的人几乎都喜欢看文学作品，痴迷文学的人又容易萌发写作的冲动……赵宝山开始在文化馆不定期地举办文学讲座，亮出旗帜，吸引文学爱好者，发现作家。

　　有些作家形容自己听赵宝山讲课时的形态：“直着眼听傻了”，那真叫解渴！他对区里的文学现状有了粗略的了解以后，便开始走乡串村，或访问业余作者，或入户谈稿子。郊区的农家大多都养狗，赵宝山无论什么时候去了，重点作者家里的狗们都不叫。不是它们惧怕这位“赵老师”，而是他去的次数多，对他太熟悉了。狗有狗的机灵，知道自己的主人对这个人很客气，它们又怎敢招惹？

　　后来几乎每个乡里都有了文学组。但东郊区毕竟方圆数十公里，有30多万人口，创作的热情调动起来，各种稿件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赵宝山的办公桌上，比当年的学生作业还多，靠他那辆瓦圈下挂着块烂胶皮的自行车已经跑不过来了，只能用书信的形式谈自己的读稿意见。人家一篇小稿200字，他的回信写了400多字还打不住，谈文学、说稿子，短了哪说得清楚！他的信都是长信，每封信都像“创作讲义”，30多年下来，他写了1100多封这样的长信。东郊区的作者们一直把赵宝山的信当成宝贝。散文作家徐津华说：“我真正爱上写作，就从读赵老师的来信开始。”

　　区里的创作队伍初具规模，赵宝山的家就成了重点作者的“活动中心”，有工作的下了班，下地的农民收了工，从10多里或20多里外赶过来，或谈构思、或讨论语言……那时赵宝山住着他妻子学校分配的一间教工宿舍，总共十几平方米，天天热热闹闹，灯火通明。写作的人谈起写作，常常忘记时间，那时城郊接合部还经常停电，有的作者便自备嘎斯灯。还有人患夜盲症，去的时候天还挺亮，自行车后边驮着女儿，回来时深更半夜他看不清道，就让女儿驮着他……大家怀着一种特别的热忱和勤奋，让向往文学变得很美好。

　　此时，赵宝山也对自己的新工作信心陡增，东郊区或许是一片文学的沃野，藏龙卧虎。农民子弟许向诚喜欢写诗，下洼为自留地浇水，一路上脑子里都在琢磨词句：“祖父说土地是个女人/种什么就生什么/祖母说土地是个男人/长什么就吃什么……”快到中午时有乡邻从地边经过，一个劲儿向他道谢，原来他费了半天劲儿是浇了别人的地。对诗痴迷至此，却投稿50余次均无结果，诗稿存了一箩筐。赵宝山读了这些作品后，却称他“是诗的天才，为诗而生，由诗而灵”。

　　当然，他对有些诗也会提出自己的修改建议，并从中挑选了一组短诗，直闯天津作家协会的文学月刊《新港》编辑部，力荐许向诚的诗。经《新港》“隆重推出”，许向诚由此打开局面，他的诗投向哪里都是一路绿灯，还常常被放在头条，不足10年就陆续出版了3部诗集，成为天津新诗坛上数一数二的人物。无论会上会下，他都自称“是赵老师来了改变了我的文学命运，实际是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赵宝山的自信和勇力，让最基层的业余作者们受到鼓舞，看到希望，他说好的作品，那就是真好，拿出去确能发表，最重要的是他能不遗余力地帮助和推举这些从未登上过文坛的人。

　　1979年初秋，我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当地受到批判，甚至由文坛波及社会，一时间，“乔厂长”成了能给人带来麻烦的敏感语。赵宝山却公开著文反批判，盛赞“乔厂长”。后来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又起争论，他写文章支持作者；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他是最早写评论叫好的人……他伏身基层，却站到了高处，成功地由一位优秀教师转变为具有全国视野的文学批评家。其胆识和水准，令东郊区的业余作者们信赖和钦服，甚至连一些文学圈儿外的人，也以认识他或知道他为荣。喜欢写作的青年农民刘同顺的母亲，坐在门口和邻居们聊天，接到邮递员送来赵宝山的信，高高兴兴地向邻居们炫耀：“赵老师又给我儿子来信了！”赵宝山似乎正在恢复文学的名誉及其群众性。

　　水到渠成，东郊区该有一个发表文学作品的报刊了。扶持群众创作不能没有自己的阵地，这有助于培养和提高文学爱好者的写作水平。于是赵宝山申请刊号、募集资金，创办了文学月报《东郊文艺》，后改为季刊《群众作家》。有了自己的刊物，第一个重头戏就是连载姚宗瑛的长篇小说《跤坛风云》。作者自幼习武，尤擅摔跤，初中毕业后下乡务农13年，装着一肚子天津卫跤场上的掌故。赵宝山先听他讲故事梗概，帮着选择人物，结构情节，写出后在自己的刊物上连载10万字，然后请天津作家协会专职的老编辑和作家为这部稿子开讨论会。姚宗瑛吸收了大家的意见后从头修改，赵宝山将改稿推荐给《天津农民报》连载，随后被出版社看中出版了单行本，赵宝山又在《天津日报》撰文评介这部书。作者被报纸的连载催着不停地写下去，几年下来竟创作了80多万字，出版社也为他一本接一本地出书。

　　有作家这样形容赵宝山这套办法：先撒大网，发现大鱼就紧锣密鼓，八方协同，流水作业，一鼓作气推出一个新作家。经过这样一番磨砺，这个作家也成熟了，几年后姚宗瑛出版了长篇小说《天时》，沉实而锋锐，书写了一代把生命的黄金时期献给了农村的人，有对农民命运非同一般的思考，是一部厚重的大书。

　　每个作家都不相同，赵宝山介入他们写作的方式也不同。王焕庆是个有耐力、思虑缜密的作家，历时30年完成了130万字的长篇小说，赵宝山也跟踪王焕庆的创作30年，写了3万多字的“读稿笔记”。后由作家出版社一次性推出了这套《时代·农民·命运》农村改革三部曲，赵宝山也释放激情，著长文《惊心动魄的农村改革史诗》评赞此书，在《文艺报》上占据了一个整版的篇幅。还有狄青、王绍森、陈东……如今都是天津文坛上的“一线作家”。

　　至此，一个新兴的作家群落已经形成，有批评家、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可谓“成龙配套”，以人才齐整、创作力旺盛，引人瞩目。

　　作家的相互影响和交流，对创作的发展和提高非常重要，历来凡有文人形成群落，都会带来一个时期或一个地区的文学繁荣。古代有“竹林七贤”、“唐宋八大家”、“苏门四学士”、“明末五大师”等等；民国时期在上海闸北一条千八百米长的街区就居住着鲁迅、叶圣陶、茅盾、柔石、冯雪峰、周建人等多位重量级的作家；新时期由不同的作家群落分别创造了脍炙人口的“山药蛋派”、“京味儿小说”，甚至直接以军事建制命名作家群落，如“湘军”、“陕军”……因此，由于东郊作家群落的崛起，该区自然就成了一块极为突出的文学高地。近几年来，他们总共发表和出版文学作品3000余部，获得国家和省市一级的重要文学奖120多项。

　　看着作者们一个个硕果累累，名气越来越大，最高兴的或许不一定是作者们，而是赵宝山。他很辛苦，又很幸运，他不负作者们，作者们也没有负他。当下中国的批评家有很多，能亲自促成一个作家群落的诞生和崛起，还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