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1943》的史诗性质(唐晓渡)

　　《鄂尔多斯1943》(莫哈斯巴根著，马英译)是一本大地或草原之书，其史诗性不仅来自急剧变幻的历史风云，来自不同的民族、政治、宗教、意识形态及其各自代表的不同现实利益，诸多层面彼此交织、纷纭复杂的矛盾冲突，而且来自像历史风云或草原一样广大浩瀚的日常生活，来自日常生活中人心像草原上万物竞生一样自然的向背大势。小说格局阔大，气势恢弘，风格厚重，叙事开阖有度，不同的场景转换灵巧自如，显示了作者驾驭重大历史题材，并在错综的情境中完成众多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塑造的不俗功力。

　　《鄂尔多斯1943》是一部历史小说，有史诗性的追求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这部小说含五卷，外加一个尾声，以清末以来尤其是民国后一直如梦魇般纠缠着内蒙古札萨克地方的土地冲突为主要贯穿线索，时间跨度40余年，空间上则具有全景性质。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时间节点的精心选择。小说以19世纪20世纪之交主人公洛瑞的出生开篇，以1944年洛瑞的牺牲收束，这样的选择显然是为了突出洛瑞等形象的塑造之于这部小说的重要性。如果考虑到小说的蒙文版原名《札萨克盆地》，再考虑到小说中出场的大、小人物竟达70余人之多，这一选择就显得更加意味深长了。

　　这部小说的“平民英雄史诗”性质与《嘎达梅林》可谓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区别。“一脉相承”是明摆着的：就主人公生活的时代、致力的目标、主题及核心情节的平行程度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洛瑞就是小一辈、小一号的鄂尔多斯版嘎达梅林；需要稍加辨析的是“有所区别”。这种区别当然不在于前者是虚构的小说人物而后者是曾经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而在于综合各种要素，虽都是“平民英雄”，但前者应重读“平民”，而后者应重读“英雄”。这里，洛瑞出身更贫寒，其社会地位较之嘎达梅林的差异(后者被捕时已是旗卫队的总兵，而前者直到牺牲时仍不过是一名僧兵排长)也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距离权力和冲突中心更远，由此决定了他独特的存在和影响方式。我们注意到，尽管同样被赋予了强悍、坚韧、智慧、人格的感召力等英雄必备的品质，但作者始终没有试图把洛瑞塑造成一个平民领袖式的人物：他和以旺登尼玛活佛和希尼喇嘛为代表的内蒙进步政治势力——无论是历史上的“独贵龙”运动，还是现实中的人民革命党——更多表现出的是精神、信念上的同质，而几无组织上的关联；他也没有表现出多少通常领袖人物所不可或缺的思想上高瞻远瞩的特质，倒不如说，这位“家乡卫士”更像是一个笑傲江湖、任情率性的侠客。如果说他未能成长为像嘎达梅林那样的旗帜性人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札旗的抗垦起义受多方博弈的牵制，最终未能发展为历史上昭盟起义那种爆炸性局面的话，那么，他的牺牲却暴露了他没有完全摆脱义字当先的草莽局限，是历史悲剧，但更是个人性格悲剧。

　　作为小说着力塑造的另一位蒙古族平民俊杰，有关阿日宾朝格图的笔墨尽管大多平行于洛瑞，但从根本上说，二者却犹如一对孪生兄弟。这不仅是说他由小羊倌而雇工而亡命者而革命战士的命运轨迹——包括痛失初恋情人——与洛瑞大略相似，更是说他们都有同一副挚爱故土、嫉恶如仇、敢做敢当、不吝面对命运挑战的肝胆。而无论性格有着怎样的差异，其形象功能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重叠的。塑造这样一个人物的独特意义何在？阿日宾朝格图曾劝洛瑞投奔延安，然而洛瑞思忖良久，还是婉言谢绝了。他的想法至为朴素：只想为札旗的老百姓做点事。两位兄弟就这样经此生离死别而奔赴各自不同的结局：洛瑞很快牺牲，而阿日宾朝克图则在“尾声”中大放异彩，他带着伤疤和勋章，以胜利者的身份荣归故里，回到了妻子达日巴拉身边。

　　有关这部小说的史诗性质还有很多话可说，尤其是与之匹配的艺术手法、修辞技艺和美学特征，我姑名之为“大地诗学”：一是沉稳从容的叙述节奏。由开篇数章反复由远景而中景而近景而特写的手法所奠定，类似电影中的镜头推拉，呼应了草原大地及游牧民族生活的辽阔迂缓。二是丰茂的语言。质朴本色，有沃土劲草之感。既反映了蒙古民族由日常口语到书面语的特色，又广泛汲取并整合了传统说唱、民间传奇和故事的语言资源。三是戏剧化。历史的急剧变化或转折作用于人物关系、人物性格成长或自身命运的产物，反过来又折射出历史风云的变幻。四是细密画式的描叙功夫，包括心理描写。据此获得一种对应于存在的复杂和幽昧的质感。当代汉语小说作者中已经罕见有人持有这样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