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与当下中国(雷达、白烨、李建军、李云雷等)

　　前阵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引发了文学界与公众对路遥同名小说的持续关注。这部现实主义小说，因其沿袭了在当时看来颇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路子长期为文学界漠视，也正因为其路遥式的现实主义书写赢得了一代代大众读者的心。这一冷一热，看似悖谬的现象，都关乎一个词：现实主义。那么，在当下中国的语境里，我们该怎样重新认识和理解现实主义？就此问题，我们约请雷达、白烨、李建军、李云雷等嘉宾展开直接而尖锐的对话。

　　主持人：傅小平(本报评论部副主任)

　　对话者：雷 达(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白 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李建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李云雷(《文艺理论与批评》 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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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下理论批评界，人们往往不大愿意常谈和再提现实主义，某种意义上是因为谈论这个概念，不仅先要进行自我论证，而且显得了无新意

　　傅小平：应该说，现实主义于上世纪初由苏联传入中国后，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和艺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过境迁，现实主义在很多文学中人的眼里却成了守旧和缺乏创意的代名词。现实主义真的过时了吗？以路遥小说为代表的一批现实主义作品，在漫长时间里迸发出来的持久的生命力，事实上已经对此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雷达：“现实主义过时了吗”———这个问题提得很有价值。当然，最简单的回答是“没有过时”，路遥热不就是一个好例吗？但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当年《平凡的世界》之所以发生评论界与读者看法的巨大反差，乃是因为，评论家总是习惯于从文学史、社会思潮、创作方法、文学的思想艺术背景等来考量和评价作品，从而形成一种“专业眼光”。何况在当时那个观念革命，先锋突起，大力借鉴和实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方法的热潮中，记得黄子平当时开玩笑地说，新方法像条狗，撵得人连撒尿的空儿都没有，如此氛围，突然遇上这么一部面貌颇为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评价怎么会高呢？路遥说，我是用中国的筷子吃饭，你们是用西方的刀叉用餐，事情好像也不完全如此。对读者，特别是普通社会读者而言，他们很少从文学思潮或方法革新的角度审视作品，以定高下，他们更看重作品与他们的生活、命运、心灵体验有多少沟通和感应，能否引起他们的共鸣和震撼。这大约就是出现反差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们却不能从《平凡的世界》得出要独尊现实主义的结论。现实主义不是以邻为壑的唯我独尊主义，也不是万物皆备的“好作品主义”。我们在肯定《平凡的世界》的同时，要看到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并不是用传统的现实主义，而是用魔幻的、狂野的、心理的、变形的、浪漫的现实主义，或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融合而成的好作品。

　　白烨：我认为，从我们的作家的旨趣和他们的作品的意趣来看，自新文学以来的现代与当代文学，其创作的主潮，就是现实主义。在当下的理论批评界，人们往往不大愿意常谈和再提现实主义，是因为谈论这个概念，不仅先要进行自我论证，而且显得了无新意。

　　如果我们就依据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子真实地反映生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概括和性格塑造的本义，来打量我们的文学创作，看取我们的作家风格，就会看到这种基于现实主义精神的写作，大概是大多数作家作品的基本写法，主要路数。这不仅为作家们所擅长，也为读者所喜欢。因此，现实主义一直都在生存着，发展着，演进着，不必刻意再去重提。

　　李建军：中国近现代到当代的文学发展，最开始接受19世纪俄国文学的传统，到五四时代建立启蒙和批判的传统，到后来这些传统都被抛弃，开始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立了一种简单化的狭隘的叙事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模式被抛弃，更多人学习西方的文学观念和技巧，开始使用一些很极端的技巧和方式。我们以“现代主义文学”的理念和趣味作为评价的尺度和坐标，而过度地强调了怪诞、奇异、陌生、晦涩等美学效果，过度地强调了对暴力、力比多等非理性内容的意义。我们蔑视常识，蔑视大众，蔑视那些固有的文学经验。极端自我和极端封闭的叙事内容，极端反交流的叙事方式与含混不清的“叙事圈套”，都受到了不少学者和批评家无原则的赞赏和不合理的“过度诠释”。事实上，这样的经验，只是西方现代主义变形过程中不成熟的经验。

　　2

　　现实主义不仅是一套观念体系和方法体系，而且还是一种文学精神和文学情怀。是人类艺术地把握世界的最古老，最普遍，常在常新的一种基本的创作精神

　　傅小平：在当下中国语境里重新认识现实主义，有必要对被加上各式前缀的现实主义做一辨析，也有必要对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做一梳理。大体来看，只要是有生命力的作品，不管是什么主义的创作，都没有脱离开对为现实主义创作极为关注的社会现实的观照与书写。

　　白烨：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关于现实主义问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就曾开展过为期数年的热烈争论与讨论，各种意见相持不下，各有各的说法。而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是联系着中国的社会文化现实，对应着中国新文学以来的创作，跟欧美的批判现实主义，俄苏的批判现实主义，实际上是剥离开来的，是内涵与外延都并不类同的两个概念。简要地说，关于现实主义，有偏严与偏宽的两种思路的理解。偏严的，在内涵与方法上都持守现实主义的原本要旨，即“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真实性、客观性与典型性；偏宽的，则主要强调富含人文主义内核的社会性、真实性与向上性统一的基本精神。

　　李建军：现实主义不仅是一套观念体系和方法体系，而且还是一种文学精神和文学情怀。就前者讲，现实主义是相对的，是可以被不断吸纳、丰富和完善的，就后者讲，现实主义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只要你是文学，只要你想成为伟大的文学，你就必须是现实主义的：你就必须有伟大的伦理精神———有仁慈的情怀，有真诚的态度，有求真的热情，有批判的勇气。从“伦理精神”的角度看，在当下，重提“现实主义”，已经是一件很迫切的事情。

　　雷达：在近当代的世界范围内，现实主义的衍变名目是十分繁多的，“无边现实主义”、“开放现实主义”、“功能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浪漫现实主义”等等，各有各的含义。在我国，近年来的情形又何尝不如此？姑且不论作家们自立的各种名目，仅就评论界来看，各人心目中的“现实主义”也是大相径庭。把本应属于现代主义或浪漫主义的作品一股脑儿装进“现实主义”大口袋的现象，或者把仍属于现实主义的作品硬拉进“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派”的现象，并不少见。

　　事实上，现实主义并非是“上世纪初由苏联传入中国的”，那是指的所谓现实主义“方法”。其实，现实主义是人类艺术地把握世界的最古老，最普遍，常在常新的一种基本的创作精神。中国古典小说的现实主义根子就很深。现实主义是有其质的规定性的。就现实主义来说，无论远近，我想它总是承认人和世界的客观实在性的，它总是力图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再现(或表现)世界的，它也总是强调人类理性的力量、实证的力量和判断的力量；　由于它对人和世界客观实在性的肯定，它也许更重视包括人在内的环境(即存在)的作用，并重视社会性，把人看做“社会动物”。当然，方法虽对创作有极大影响，但终究方法不是决定性的，根本性的，要承认，在漫长的文学发展中，多种创作方法是可以并存的，都有其生命力。重要的不在于你采用了什么方法，而在于作品思想艺术的深度和高度，在于社会历史文化的涵盖广度，人性揭示的深度，艺术上的创新尺度。

　　李云雷：确实如此，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来自它与时代、生活的密切联系，而生活之树长青，现实主义也必然会胜过更多观念性的写作。今年年初，我写了一篇《重申“清醒的现实主义”》也谈到这个问题：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影响深远，也发展出不少艺术流派。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荒诞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冲击波等，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当下，也有作家提出了对现实要“正面强攻”等有关现实主义的创作理想。在这些基础上，我依然认为，当前中国文学界最需要的是“清醒的现实主义”，对于现实，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先在的“批判”或直接将其视作“荒诞”，也不是某种单一的理念或方法，而是要以一种清醒、理性、冷静的态度，对当代中国的现实做出自己的观察与思考。“清醒的现实主义”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方法。面对复杂的世界或未知的因素，重要的不是急切表明态度，而是以清醒的态度去探索，去思考，去把握；重要的也不是以个人的主观想象将复杂的世界简单化，而是在充分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之后，以新的方式为之赋形。

　　3

　　我们的文学缺乏“批判”精神，最根本的原因，是文学组织方式和文学价值观出了问题，而如何重建稳定的价值体系，确实是重要的问题

　　傅小平：综观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最能体现创作实绩的是批判现实主义。各种矛盾聚集的当下中国，可以说为这一创作准备了丰厚的土壤。那为何当下中国特别缺少批判现实主义一脉的创作？

　　李建军：“批判”是文学的灵魂，是文学面对现实的基本态度；“批判”也是文学的力量之源，是文学是否具有感染力和生命力的决定性因素。缺乏批判精神的文学，大多是虚假的、软弱无力的文学，是缺乏力量感和生命力的文学。就文学的叙事资源和表现内容来看，我们的文学确实拥有“丰厚的土壤”。但是，倘若没有“精神的种子”，再肥沃的土壤也不可能开出灿烂的文学之花，结出丰硕的文学果实。我们的文学之所以缺乏深刻的“批判”精神，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文学组织方式和文学价值观出了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用一种极其僵硬的方式，将文学纳入了一种“建制化的结构”，给它设置了太多不必要的条条框框。同时，又用一种过于实用主义的观念来理解和评价文学。长此以往，文学便失掉了个性、活力和锋芒，循规蹈矩，瞻前顾后，犹抱琵琶半遮面，王顾左右而言他，不敢越雷池半步。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路径，就是重建良性的写作环境，给作家更大的写作空间，鼓励他们直面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残缺和问题，严肃而尖锐地叙写那些迫切而沉重的题材。

　　李云雷：从理论上来说，20世纪的现代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试图对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做出超越，现代主义将探索的范围从世界转向内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批判”转向“建构”，这两种不同方向的探索都有得有失。在我看来，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一是要对当下中国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二是要有一种稳定的价值观。而从价值角度来说，批判现实主义背后是一整套19世纪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背后是20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只有在一种超越现实的价值体系中，才有可能对现实进行批判，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如何重建一种稳定的价值体系，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白烨：我以为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文学流派，已是一种历史形态，是欧美和俄苏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一种概括，它确实是十九世纪世界文学高峰的标识，但不能完全照搬过来运用于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学。我们的文学创作，并不缺乏现实主义，只是有“高原”，无“高峰”，缺少拔尖的文学大师，缺乏应有的精品力作。

　　4 现实主义精神就是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感”，更关注人民的苦乐、当下的生存，更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也可以说，更善于把故事推向存在

　　傅小平：如果说现实主义的某些创作手法过时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并不过时，或者说只要文学存在，这种精神就不会过时。那么在新时代条件下，该如何继承和发展这种精神？

　　雷达：现在确实有必要强调和发扬现实主义精神。在我看来，现实主义精神就是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感”，更关注人民的苦乐，更关注当下的生存，更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也可以说，善于把故事推向存在。我不认为，只有现实主义作品才有现实主义精神，卡夫卡是现代主义鼻祖，但他的作品却有极强的现实主义精神。所谓现实主义精神不能只看有多么大胆，多么尖锐，展览了多少问题，那样的话，文学与一般的社会调查何异。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它的艺术目的只能指向人，为了人，且以人物刻画的深度和反映在人身上的矛盾的深度来衡量其艺术质量。

　　白烨：我赞同要持守现实主义精神的说法，这一说法要比仅仅在手法上去理解现实主义，显得更有弹性一些。现实主义精神，我理解就是人文性与人民性的合而为一，秉持文人的操守与良知，坚持为生民鼓呼与代言，有这样的胸怀与职守，是至为重要的。

　　创作贵在创意，创作需要创新，但在具体文学实践中，人们常常把创意与创新主要理解为手段上的，形式上的，而忽略了与相应的观念和意境的内在对接。我觉得，在艺术的创作与创新中，一定不会忘记带上精神，这是最为重要的。

　　李云雷：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现实主义首先应该汲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探索的一些成果，比如在经历过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洗礼之后，我们不会再简单地认为，一个“完整”的主体可以“透明”地反映现实，对于何谓真实、如何抵达真实等问题，现实主义可以在汲取新的探索之后，做出更深刻的表达。其次，现实主义要对时代的“新颖性”有充分的敏感，现实主义要有“发现”，要有独特的视野、眼光和艺术敏感点，而不是一谈现实主义，就陷入了千篇一律的故事及其讲法，这是最没有创造力的。

　　李建军：我们的文学必须克服外部的诱惑，改变急功近利的写作态度，要有伟大作家的责任意识和高尚追求。具体说，就是要写有疼痛感和诗性意味的作品，要摆脱“贪多求快”的写作方式，将目光放得更远，像柳青那样，“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不要心心念念想着“获奖”，总想着获得平庸的批评家的廉价的赞赏和吹捧。我们民族的文学有着伟大的传统，有着俊伟而刚健的“中国格调”，从司马迁到杜甫，从曹雪芹到鲁迅，从巴金到路遥，这些属于同一精神谱系的伟大作家，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方向和丰富的资源。有了这方向和资源，我们的文学就有了走出困境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5　新写实小说之后，我们看不到“人民性”，看到更多的是“个人”的“日常生活”。今天我们有必要重建现实主义与人民性、当下性的联系

　　傅小平：当我们提出“路遥式的现实主义”这一特定的指称，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的创作所包含的当下性与人民性的意涵。这可以说是呼应了习近平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也是对现实主义的丰富与发展。由路遥的创作引申开去，可否对现实主义与当下性、人民性的关系问题做一探讨。

　　李云雷：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不是一种批判现实主义，而是一种建构性的现实主义，是一种有方向、有理想的现实主义，但是它又跟5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一样，它所有的不是一种比较明确或者坚固的理想，或者特别急迫的理想，而是在悬置了理想或将理想抽象化之后，仍朝那个方向努力。所以我觉得《平凡的世界》 里面的这种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正是其乐观的基调、理想的基调存在的根本，也是他获得老一代评论家认可，包括能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重要因素。

　　路遥小说中的人民性和其现实主义一样，也处于一种历史中的过渡状态，他小说中的“人民性”与柳青小说中的不同，柳青小说中的人民性是扎根于乡土的，而路遥则要从乡土中走出，但他的小说是有人民性的，而到1990年代新写实小说之后，我们看不到“人民性”，看到更多的是“个人”的“日常生活”。今天我们有必要重建现实主义与人民性的联系。当下性也是如此，但我们对“当下性”要有一种历史的理解，要从历史的视野对“当下”有深刻的认识，路遥也正是因此，才选择了1975-1985年的中国农村作为《平凡的世界》的表现对象。

　　李建军：任何伟大的作品，都不能真正抛弃现实，更不能抛弃对人本身的关注。关注现实和人在现实中的境遇，是现实主义所擅长的，也是路遥和他的作品，在数十年后还能够引发全民风潮的原因所在。路遥为什么至今还被人推崇，《平凡的世界》 为什么在今天还能这么热？原因就在于它所表达的是社会性的内容，不论是在30年前，还是30年后，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人们都在体验着和孙少安、孙少平这对兄弟一样的困境，即社会环境对人的生活、情感、思想、价值乃至命运的束缚，以及人们在这种束缚下，对生命的激情和对生活的热望，这是它感染人的原因所在。或许有人会把《平凡的世界》当做一部励志的作品，但事实上，它绝非是简单的励志，它是从人格、情感、价值观、生活态度上去感染人，影响人，而不是告诉人们有志者事竟成这样理想化的道理。正是这样的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使他无愧于当代最伟大的作家的称号。

　　白烨：路遥的小说，大都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因而不仅带有强烈的现实性，而且还带有一定的自叙传性质。无论是《人生》里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的孙少平、孙少安，都带有他自己的某些影子。路遥不是一般地描写人物，而是旨在揭示生活的艰难，命运的磨难。我觉得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作品里常常出现的“我们”的用语。“我们”不仅使作品的叙事方式在第三人称里融进了第一人称的意味，使作者自然而然地成为作品人物中的一员，而且又在不知不觉中把读者引入局内，使你清楚地意识到：“我”(作者)、“你们”(读者)和“他们”(作品人物)，都处于身历生活和思考人生的同一过程中，是一个彼此勾连又相互影响的命运共同体。因此，路遥从写作姿态到语言风格，都带有极为强烈的参与性，乃至鲜明的半自传性。在“我们”的特有用语里，既把路遥为百姓代言，为生民请命的文学追求显露得彰明昭著，也把路遥用大众的眼光看取生活，以大众的情趣抒写人生的现实主义追求表露得淋漓尽致。

　　6　文学的历史不是进化史，而是“变化”史。作家表现真善美的意识、伦理性和诗意性的追求，等等，才是更具有稳定而普遍性的评价尺度

　　傅小平：路遥现象为当下文学批评及文学史写作提供了反思的契机。是否文学批评漠视现实主义创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创作潮流，因其先锋性、创新性，及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更大的阐释空间，更能吸引评论的关注，也更为便于理论的操练？是否文学史在进化论的影响下书写文学思潮的流变，进而造成了对不依附、不趋时的文学创作的漠视与遮蔽？

　　李建军：路遥在那个年代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现代主义”的问题和局限，也认识到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重要性。但他不像先锋文学那样，幼稚而又固执地拒绝和反对一切传统，而是很自觉地维持了过去伟大经典的叙事关系，表现出真实的现实主义。

　　《平凡的世界》写于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中国文学正在摆脱过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僵硬模式，开始学习西方的现代主义，当时流行的是现代主义、先锋文学等等，新奇的文学技巧受到过度推崇。相反，任何对过去文学形式的一点点继承，都可能会被认为是落后的而加以批评。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风潮中，路遥清醒而独立地坚守着最基本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用老老实实的写实方法，表现切切实实的生活事象，不仅在观察生活和把握生活上，显示出一种热情而理性的成熟态度，而且在细节描写、人物塑造和开掘主题方面，也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大师风范。尤其是在伦理精神和道德诗意方面，他的作品更是包含着值得珍惜的宝贵资源。他的写作很好地维持了与文学传统的关系，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健全的写作。

　　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并不认为路遥的作品有多高的“文学价值”，这是幼稚的“文学进化论”观念的表现，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幼稚病”在文学认同和文学评价上的反映。事实上，文学有变化和丰富，但无所谓“进化”和“进步”。谁敢说自己的写作比司马迁、杜甫和曹雪芹的写作更文明、更进步？文学的评价尺度，是看作家表现“真善美”的意识是否自觉、效果是否理想，是看他在伦理性和诗意性的追求上，是否达到了高尚和完美的境界。这样的尺度具有稳定而普遍的性质，绝不会随着环境和时间的变化而失效。

　　雷达：我一直强调，文学的历史从来都不是“进化”史，而是“变化”史，不能认为我们在技术上、手法上大大先进于古人，我们的作品就比他们更有感染力，更有价值，更永恒。我们可以说，现实主义的某些具体手法落后了，但我们却不能得出“现实主义过时了”的结论。

　　然而，文学的历史既不是进化史，但同时也是进化史。既是变化史，同时也不仅是变化史。这话怎讲，这就是说，它是变与不变的统一。从人类历史的长河，从大趋势看，它当然也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但是，就每一品类的艺术而言，就不朽的经典而言，它又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几乎无法纵向比较。

　　白烨：你说的文学史研究与理论批评操练更看好创作中突破与超越，因而不大喜欢过于传统的作品，确实也是一个事实。我觉得事情要从两方面来看。

　　一个方面，是理论批评本身已走出简单诠释作品的时期，理论批评也在面对生活和艺术，进行自己的发现与阐释。从求新求变的角度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更新和超越的作品，更有理论阐释的空间，更能显出研究者自身求变的意图。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理论批评与大众阅读是两回事，从八十年代以来，两者就在不断分离，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不只是《平凡的世界》，还有汪国真的诗歌，也面临同样的遭遇。有时候，大众越是喜欢的，专家越不待见。这不能说谁就有问题，只是尺度不同，看法各异而已。

　　因此，学界审美与大众审美之间的分离，是一个事实，也有其内在缘由。只能是尽量靠近，很难完全弥合。学界的审美标准，带有趋雅的稳定性，大众的审美带有趋俗的流行性。这种张力的存在，也是相互取长补短的参照，或借以反思的根据。

　　李云雷：确实如此，但似乎也不应该求全责备，文学史总是不断重写的，陶渊明、杜甫、莎士比亚在同时代的人评价中都并不高，只是在后世才获得了重要的地位。具体到路遥现象，确实存在你所说的这些现象，这也提醒我们文学批评与研究者，应该对自己的分析与判断持一种开放性的反思态度。另一方面，对于1980年代文学及其文学评价体系，我们也有必要进行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