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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情纬文 何其动人——读长篇小说《新银行行长》(何镇邦)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6月19日09:25 来源:中国作家网 何镇邦

  我国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在他的名著《文心雕龙》中,把文学作品分为“以情纬文”和“为文造情”两大类,并表示崇尚前者而贬抑后者。我非常赞赏这一观点。

  在读龚文宣长篇小说《新银行行长》(原发于《金融文学》,《长篇小说选刊》增刊予以选载,原名《奔腾的灌江》,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年初出版时改为现名)时,觉得其情如灌江之水倾泻而来,给读者以极大的感情冲击。这种情,既是作者对故乡和金融事业无限热爱之情,又是小说中用酣畅笔墨描写的男欢女爱之情。作者通过精心编撰的一段发生在苏北平原灌江市某银行内部世故人情的故事,以及在“银企结合”中发生的一段凄美动人的婚外情故事,把几方面糅合在一起的感情宣泄出来,确实感人至深。同时,作者又通过这些故事,尤其是银行权力运作和那段婚外情的悲剧结局,展示了对权力与人性的深层思考,给人以理性的启迪。于是,以情纬文、情理交融就成了《新银行行长》最为鲜明的审美品格。

  小说的主人公高庆兴,出身渔民家庭,从小跟着父亲出海打鱼、吃尽苦头。他在大学里学了金融专业,经过二十余年的奋斗,成为一家国有银行灌江市分行的第一副行长。他为人清廉正派,工作出色,善于思考,不为金钱所动,又有一个温馨的家庭,事业如日中天,但在转正为行长的这一搏中,却经历了不少曲折。这家国有银行灌江市分行是一家地级市银行,下辖二区六县,设近200个机构网点,拥有近2000名员工和200亿资产,实力相当雄厚。在2006年开春时,行长韩德仁因病住进了医院,且病情不见好转,高庆兴由被指定主持工作到经过一段曲折而升任行长。小说的故事就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依次展开。

  在这些依次展开的故事中,我们能看到银行权力运作的情景,发现作为国家经济支柱的银行由于权力过于集中而产生的各种弊病,例如从省行行长百顺和灌江分行老行长韩德仁的弄权之中,看到银行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韩德仁病倒起不了床,还是握紧那支签字笔把住大权不肯放手;百顺则把巨大的权力掌控于股掌之中。而高庆兴转正的过程中更是充满了各种权力的巧妙较量。这是小说所展现的银行权力运作的一个层面。而另一个层面则是屡见不鲜的金融犯罪。诸如城商银行崔三炮案件,市分行副行长陈其浅利用权力让大港支行为其女友分批发放二千万贷款而收不回来的案件,以及小说结尾处点出的市分行营业部两个员工盗取金库巨款潜逃造成高庆兴面临玩忽职守罪而被判刑之灾,如此等等。这一切都表明银行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高庆兴在一些金融论文中的论述和当上行长后在大港支行所做的“动态管理”试点,仅仅是改革的呼唤与尝试,但引起人们深层的思考。

  小说中关于高庆兴的婚外情的描写具有警醒意义。高庆兴与南京大港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助理鲁箫,2006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邂逅于韩德仁的病房,一个是事业如日中天、阳光帅气的成熟“男神”,一个是虽经历过感情挫折却充满青春活力、风姿绰约的美女,互相吸引就成了很自然的事。他们的感情随着“银企结合”的推进而逐渐升温。尽管他们之间各有相助之处,诸如高庆兴帮助拆借资金、办成巨额房贷并帮助鲁箫在灌江分公司开展拆迁等各项工作,鲁箫在高庆兴升任行长过程之中助了他关键的一臂之力,这种帮助甚至准备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应该说,他们的感情中排除了利益关系的各种因素。但是,他们的婚外情违背了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为社会所不容,也是高庆兴的妻子栗枝所不容的。因此,当栗枝到苏州探望女儿回到灌江得知此情后,对高庆兴先发出警告,然后愤而签署“离婚协议书”,并逼走了鲁箫母女。高庆兴面临家庭破裂的困境。在国庆长假开始时,他酗酒差点丧命,获救之后,又面临银行内部员工盗取巨款潜逃,自己因玩忽职守而受审。这个悲剧结局,给这场轰轰烈烈的婚外情画上了句号。虽然让人唏嘘不已,却具有警醒的意义。

  灌江是一条流经苏北平原北部注入黄海的河流,灌江流域就是小说中所展开描写的灌江市下辖的二区六县。这里有美丽的风光和丰饶的物产。小说中对灌江地区的风光物产以及民风民俗,做了不少生动的描写,也是小说的一大亮色。诸如描写高庆兴陪同鲁箫参观桃花节的篇章,高庆兴携鲁箫、石婧等回大港莽牛镇渔村观看渔俗表演的场面,还有高庆兴在“桃源草舍”宴请鲁箫品尝灌江名菜“灌江美人”——四鳃鲈鱼的情景,等等,都对灌江的风情民俗做了详尽动人的描写。当然,写连云港和开山岛时,也兼及不少风光与民俗的描写。小说中写到灌江人的起居饮食以及方言俚语,也都有民俗特色。小说中的这些风情民俗的描写,一方面是为小说情节开展提供一个有特色的背景,为高、鲁的恋情描写渲染和烘托氛围,而更重要的是抒写作者对故乡的热爱之情,这就给小说增添了浓浓的诗意,提高了它的审美品位。我是比较欣赏小说中与人物性格刻画以及主题表现有关联的风情民俗的描写的。记得汪曾祺先生在《〈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以为民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见《汪曾祺代表作》,华夏出版社2008年出版)汪曾祺先生的小说创作就很重视并善于进行风俗描写。在《大淖记事》中对苏北里下河地区精彩的风俗描写,令人难以忘怀。同样,龚文宣在《新银行行长》中关于灌江地区风情民俗的描写,也让小说增色不少。

  我一向认为,一部可读而又耐读的小说,不仅应有对生活生动的描摹,还应有对生活深入的追问。只有作家对自己在作品中展开描写的生活进行深入的追问,才可能对生活进行比较深入的开掘,并引导读者对生活的思考,从而增加作品的思想厚度。在《新银行行长》中,作者在抒写感情的同时,也有一些对他所描写的生活所进行的自觉与不自觉的追问,于是引起人们理性的思考。这一点,也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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