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更久远的距离回望(祝勇)

　　青年批评家沙龙(二)：“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中国文学

　　从更久远的距离回望

　　这些年我讲述中国历史，已经习惯于借用外国人的“他者”视角，比如我的《纸天堂——西方人与中国的纠缠》就是通过西方观察者的视角来看中国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的，《隔岸的甲午——日本遗迹里的甲午战争》通过日本人的文化观来反观那场战争。这无疑给叙述带来极大好处，同时也让我对我们自己历史和文明的观察更加立体化。

　　中华文明一路传承到今天，而且鲜活依旧，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文明自带一套调适、重塑自我的程序，这主要是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实现的。通过“一带一路”，中国不仅输出了自己的文明，也见识了外国(西方)这个“他者”，进而对自己的文明做出调整和修正，完成新的塑形。这使我们的文明既有硬度，也有弹性——或者说，既有稳定性，也有调适能力。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至今，正是这种稳定性和调适能力相互补充、交互作用的结果。

　　尽管“中国”在命名时包含了中原地区在文化上的优越感，但中国人的自我确认，毕竟是通过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建立起来的。《诗经·鲁颂》中说：“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就包含“中国”人对周边族群的认知以及他们的自我认知。

　　一方面，边缘少数民族的参与和融入(战争也是融入的一种方式)，使得华夏帝国的“雪团”越滚越大，逐渐完成了中国在地理上、文化上的塑形过程。比如，大唐王朝的那股浩荡之气，离不开北魏鲜卑时代文化上的渗入与铺垫。北方鲜卑人的融入，修改了华夏文明的气质，为中国进入大唐盛世铺就了一条壮丽的大道。所以，许倬云说：“‘中国’并不是没有边界，只是边界不在地理，而在文化。”这是从文明的内部来讲。从外部讲，对于无法以文“化”之的更广大区域，中国也始终保持着文化上的互动。有人把中华文明称为同心圆结构，核心明确而边缘模糊，中华帝国的版图也像大海潮汐一样，有涨有消，但无论怎样，中华文明始终是一颗跳动有力的鲜活的心脏，两条丝路则无疑是为心脏提供动力的动脉和静脉(丝路是一个互相连通的复杂的网络)，我们的文明每每在濒于衰朽时，都会被这两条血脉重新激活。

　　艾兹赫德在《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一书中写道：“丝绸之路的重要性是文化上的，而不是商业上的。对丝绸之路的发展起真正作用的是希腊文化、中国了解异域的好奇心、佛教和基督教。”回看域外文明的几次大规模来华，都与两条丝路关系密切。一次是东汉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形成了儒释道互补的文化格局；一次是中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让明朝士大夫见识了西方科学的威力，带动了明朝经世致用学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宋明理学越来越偏向高蹈虚无的风气，才有了《几何原本》《徐霞客游记》这些求真务实的著作。在《盛世的疼痛——中国历史中的蝴蝶效应》这本书里，我写过一个细节，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不是林则徐，早在林则徐之前的明代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肇庆知府王泮就从利玛窦为他绘制的世界地图上，第一次看清了世界的模样，并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帝国并不处在世界的中央。

　　还有一次，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至1894年甲午战争一系列战争，引起“西学东渐”。甲午战败，使中国人不仅睁眼看西方，也第一次睁眼看东洋。甲午战后，日本成为中国人的第一留学目的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在日本狭小的空间内，拥挤着来自中国的几代革命家(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周恩来、张闻天……)和几代文化巨匠(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李叔同、郭沫若……)。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在日本隐隐地现出雏形。

　　当然，上述外来文明奔袭中国，进而修改、重塑中华文明，深度、强度各有不同，但它们是始终沿着两条丝路进行的。第一次是陆上丝路，从印度出发，经西域进入中土；第二次是海陆结合，西方传教士有的经由陆路，有的经由海路进入中华帝国；第三次完全是通过海上。

　　这两条丝路，使得中国不能被简单地称为一个“封闭的地理单元”，也不能简单地把“闭关自守”当作我们文明的特征。《逸周书》里，就记录过周武王(一说周成王)时八方进贡的热闹场面，《山海经》的记载，远远超越了目验的范围，其中记录的山形海景，仿佛古人炫耀其旅行经历的导游图；汉武帝派遣张骞通西域，也是因为他听说在中国之外还有一个文明世界，而主动进行探寻。“闭关”只在某些时段中存在。法国汉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谢和耐在他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开篇就说：“人们惯常妄下结论，以为中华文明是静止不动的，或者至少会强调它一成不变的方面。这实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还说：“事实上，(中国)每个时期都自有它独具的风貌，甚至唯独适于它的环境。”前不久读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的文章，主张用“东亚模式”这个中性概念置换“东方专制主义”这个主观性极强的概念，我深以为然。

　　有些年，学术界把中华文明归纳为“危机—反应模式”，意思是说，我们文明的每一次自我调整，都是以外来的危机为前提的。对此，我并不认同，因为我刚才提到的前两次调适，虽然潜伏着某种文化危机，比如儒家文化侧重于社会人伦关系，道家崇尚自然，加上世道离乱，佛教的传入，刚好弥补了这一精神缺失，但这种文化缺失，绝非整体性的危机，因此，中华文明有很强的自生性、稳定性，也有调适和重塑的能力。只有最后一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是例外，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文化上自我调适的能量和活力都在下降，但此种机能并没有消失，经过长达100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对文明的新一轮重塑。

　　中国文学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今天的“一带一路”，无疑为文学拉长了景深，从一个更久远的距离回望自身的存在。这纵深既是时间上的(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至少跨越了两千年)，也是空间上的(“一带一路”将影响到60多个国家，覆盖44亿人口)。尽管当今世界不比古代，全球化加速了它的同质化倾向，交通的便捷可以把我们送到世界任何角落，域外文明所带来的震撼，也未必比古代强烈，但是我想，文明的异质性仍然存在。只有文学，能深入到文明交融和演变的最细微处，这一点，无论传媒如何发达，都代替不了。因此，我相信“一带一路”会像千百年前的丝绸之路一样，打开我们的视野，也会给文学带来更大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