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畔》：烟渚之间的英雄主义(杨碧薇)

严歌苓

　

　　这些日子，严歌苓的新作《床畔》很火，且持续处于升温状态。谈起这部作品，严歌苓感慨：从起笔到付梓，几经易稿，竟花费了20年时间。

　　军旅生涯的魔性召唤

　　差不多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当时，年仅十余岁的严歌苓还是成都军区的一名文艺兵，她多次乘坐成昆线列车，见到“车两边都是万丈深渊，而那些数十里长的隧道似乎扎进去就出不来”的惊险景象。她还听说，在这条铁路上，“铁轨下躺着的每一条枕木，都等于一个捐躯的铁道兵战士。”多年以后，这段经历穿过一条曲折而隐秘的通道，进入了她的小说《床畔》。在这部她称之为“爱情故事”的作品里，年轻的军队女护士用一种痴迷的忠诚，尽心尽力地护理一位已成植物人的英雄铁道兵，为此，她放弃了爱情，付出了青春。

　　作为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的女作家，严歌苓之所以选择这个在今天看来有点“过时”的题材，自然有她的用意，稍后且表。她十二岁便入伍跳红色芭蕾舞，因为身体条件限制，转向了舞蹈大纲写作。二十一岁那年，她主动请缨，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担任战地记者。后来，她调回北京铁道兵总部创作组；再后来，她赴美留学，成为外交官夫人，随丈夫一起游历了世界各地。然而，青少年时期的记忆往往是刻骨铭心的，军旅生涯，是严歌苓生命中重要的一笔，即使她万水千山走遍、春花秋月看淡，从军经历还是以一种带有魔性的声音，在时过境迁后的今天召唤着她，促使她去追索往事，并寻找它们与当今世界之间可能的桥梁。

　　我想，《床畔》的创作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回忆——反思”冲动，严歌苓想要寻找一座桥，试图连接两个时代的价值、审美与情感。或许她执拗地认为，桥的两端是可以彼此通达的。因此，在她的笔下，美丽而倔强的护士万红，打自十九岁来到陆军第56野战医院时，就没打算要离开这个川滇交界的小城。在这里，万红接受了组织上特派的任务：看护在隧道施工时被炸成植物人的英雄连长张谷雨。其间，万红与植物人专家吴医生产生了感情，到了该谈婚论嫁的时候，这桩美满婚事却因万红放不下张谷雨而告吹。许多年后，吴医生已举家移民美国，张谷雨也早已死去，万红却仍在这个小镇坚持着自己平凡的工作。

　　在别人眼里，万红无疑是“少了一根筋”：张谷雨已被医学鉴定为是植物人了，只有她相信他还具有知觉与情感；张谷雨的妻子玉枝，也早已接受丈夫成为“活烈士”的事实，转而与锅炉师傅乔树生相好；只有万红还对张谷雨不离不弃，她悉心照料他，讲话给他听，体贴他的感受。为了照顾张谷雨，万红放弃了自己的爱情与前途，一次又一次地冒险、得罪别人，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然而，对万红而言，无论如何，她对张谷雨必须是有始有终，她坚信张谷雨总有一天会好起来，这个信念支撑着她渡过了一个个难关，她一次又一次将张谷雨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最终，在她无力回天之际，她亦赶到了张谷雨远在云南的老家，参加了他的葬礼。

　　万红传递了历史的嬗变

　　《床畔》的情节不算复杂，时间跨度却有几十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正如崔健所唱，“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床畔》中也有意展示了这些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首先出现的是空间的变化，曾经封闭淳朴的小城，如今也有了网吧、放映馆、洗脚房、发廊，曾作为野战医院驻地的教堂也因旅游业的兴起而被恢复使用。其次是人心的变化，张谷雨被宣传了一段时间之后，便逐渐被遗忘；妻子玉枝领着他的补贴，带着他的儿子花生，与锅炉师傅过起了家庭生活；医院也早就放弃了对张谷雨的研究和治疗，只把他当作负担。在这些变化中，唯一不变的，就是万红的信念。虽然她失了恋，在忧心忡忡中过早地衰老、白了头，但这位渺小而又坚韧的女性，依然在相信奇迹、尊重英雄。是的，“英雄”，这是一个让我们多少有些陌生的字眼，而在小说中，万红却多次向周围的人强调张谷雨是个英雄。秦副部长要将万红调去贵州，并认为张谷雨与其他植物人没什么不同时，万红却痛心地说：“哪点不同？他是位英雄啊，首长。”——严歌苓说，万红的所作所为，这正是她“在脱下军装二十多年后一直想表达的一种军人精神。军人精神的核心无疑是英雄主义”。通过万红这个人物，严歌苓重释了军人精神所包含的忠诚、勇敢、自律、牺牲等品质，从而展现出历史的嬗变，因为她相信“女性心目中对英雄的衡量与定义非常能够体现时代和社会的定义”。

　　英雄主义是一种象征

　　所以，我更愿意将万红身上所体现出的军人精神、英雄主义看作是一种象征。诚如严歌苓所说，万红坚信英雄张谷雨活着，象征她坚信英雄价值观不死，因此她的追求可以越过万物变化而继续鲜活：“风来了，带着黄果兰的香气，带着尘土，带着钟声的风吹起那头白发，白发下面，是万红仍旧年轻的脸。”万红的坚守成为一种象征，一种英雄主义的价值观的象征。在这个广阔的象征体系下，除万红以外的其他人其他事，便也有了各不相同的象征意味，折射出人生百态、世事变迁。

　　《床畔》的成书过程，也因着总体的象征特点而表现出某种值得回味的象征性。这本书原名《护士万红》，早在二十多年前，严歌苓还在美国生活时，便开始创作它。她几易其稿，其间有三次颠覆性的重写。在台北居住的三年中，她放下了它；直到去年，她又把手稿都翻了出来，推翻了之前的构思，重新写出了这部《床畔》。如果我们将万红的选择看作一种象征，那么，严歌苓的写作行为也有一层象征色彩。在带有永恒性质的象征活动中，我将不难解释为什么严歌苓会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语境里重提“英雄主义”。而所谓“英雄主义”，总是有一种彼岸色彩，它在烟渚之间，与我们生活的此岸总是保持着一段不可克服的距离。然而，它确实就在视线的临界点，给予我们一个眺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