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怎样讲述中国农村故事(牛学智)

——从长篇小说《上庄记》说开去

　　宁夏籍作家季栋梁长篇小说《上庄记》从2014年出版至今成为一个阅读热点，不是孤立的现象，可以结合近年来有关作品及所折射出的某种思潮动态来看待。

　　2010年，河南籍青年作家梁鸿出版“非虚构文学”《中国在梁庄》，2013年出版其姊妹篇《出梁庄记》，先是在文学界产生很大影响，进而延伸到思想文化领域，后来“梁庄”干脆成了网上网下的一个关键词条；方方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一经2013年第2期《十月》发表，讨论的声音同样传到了方方面面，先是媒体，再是文学评论界，最后也是网上网下，甚至波及思想界。当然，在这个阅读行列里，路遥的长篇三部曲《平凡的世界》，始终伴随其中，虽然好像是所谓的“励志”在起作用，难道真是“励志”吗？

　　综合来说，这些文学叙述的确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都不约而同把视角内置在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内部，并且不是单讲农村社会内部某一个体心灵的遭遇，而是以农村社会内部为背景，以农民或者说底层者、弱势者为群体——至少看作一个阶层的命运遭际来讲述。梁庄在中国改革大潮中何去何从；涂自强非常努力，也很注重理想追求，但结果还是以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失败而告终；上庄在生态移民中问题丛生，最棘手的显然不单单是教育问题，更包括那些可能永远无条件城镇化的农村在整个城镇化中如何处置的问题等等，其中的悲情、悲剧、悲哀，实际上一度被幸福故事、快乐叙述和“好心态”的处世哲学所遮蔽。在此层面上再来审视一系列思想文化问题，我个人觉得，它们的“热”意味着人文知识分子甚至普通大众，对理性的回归、对讲道理的热爱和对基本良知的呼唤——当幸福、快乐故事和“好心态”哲学弥漫之时，这些人性的基本方面其实是被忽略甚至有意回避的，尽管它们或许并没有彻底消失。

　　至少有三点启示，需要重点强调。

　　一是文学能力说到底是对世界真相的独到感知。《上庄记》中对西北偏远农村世界现状的感知，严格说早已出现在众多社会学和经济学调研报告中了，只不过那些致力于城镇化建设的方法和措施，其结构体例的确没有把农村内部人的命运和遭际纳入进去。而季栋梁的发现和感知，正好指向了不能或无条件城镇化的农村社会到底该怎么办的问题。他的这个感知和发现，正与年前两会当中个别代表委员的描述有深层的一致性，即“什么时候中国人办事不求人了”，“什么时候中国的青年人不感到迷茫无助了”，就说明中国真的进步了。西北农村弥漫着凡办事都一定得求人的气氛，同时，不要说青年人无助迷茫，就连“空巢”的老人和学龄孩子，照样被无处不在的焦虑所裹挟。这些问题当然并非《上庄记》首次叙述，只不过它们过去经常隐没在数据后面罢了。没有切身体验和感知，数据就只是一个中性的媒介，它不会深入到人的命运皱褶里去，也就不可能看到数据背后的真相。

　　二是文学价值之所以备受关注，不是因为文学好玩，而在于文学能于众多价值中发现核心价值。说到目前中国的农村社会，我们习惯于一种二元思维，什么城乡对立、价值失衡、自我迷失、贫富差距等等。应该说这些问题都是目前的重要社会问题，可惜的是，这些问题在一般的文学表达和社会学调查中，都是通过层层分解的方法提出来的，即是最终以个体的名义提交的。如此一来，核心问题、核心价值实际上一直处于被消解的境地。《上庄记》里提出的核心问题和核心价值是什么呢？是农民作为农村社会主体性的问题。种地、收割、上学、致富、造屋、办事乃至谋求发展等等，能否由农民做主呢？在我们的一些宏大规划中，答案好像是否定的。而这些能做主却偏偏做不了主的大小事情，实际成了农民本人日复一日变得颓唐、无助、迷茫的根本原因。他们无法确切地感受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红利，也无法确切地体验到几乎所有惠民、富民政策的实惠。他们还要继续为本来正常的开支，譬如因基本的医疗、教育、住房的不公平而付出高昂的代价，乃至花尽半生或一辈子所积攒的全部积蓄。包括《上庄记》在内，《平凡的世界》《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等，它们不约而同，几乎都通过文学的发现眼光，于众多问题和价值中，发现并叙述出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核心问题，和急需的核心价值。

　　三是通过个人故事的普遍化，讲述了一时代突出的阶层故事、民族故事和中国故事。人们喜欢读这一类型的作品，是因为他们在文本中产生了共鸣、达成了共识的内容，实乃与自身经历、体验、经验和感知十分相似。正因相似，说明内容所告知的、叙事所显示的和思想所触及的，是一个普遍而异常尖锐的现象。对共同现象的持续思索，特别是集体无意识思考，表明该现象或问题已经是或至少是此时此刻中国某一阶层的普遍关切，围绕其中的才是具体道德伦理问题、价值期许问题和文化认同问题。如此来看，如果没上升到这个高度，不管何样读物，要成为全民阅读的热点都会很困难。

　　而正是在这个层面，前面所提到的这些作品正需要有个正确导向，引导读者正确理解其内在意图。比如《平凡的世界》，孙氏兄弟为生存本能所驱赶的奋力拼搏，就不宜放大为“励志故事”，否则会曲解作家路遥的真正意图。路遥所希望的仅仅是孙氏兄弟赖以生存生活的环境能有个好的社会机制支持罢了。《上庄记》有些读者可能会读成诗意乡村的挽歌，总愿意在搞笑诙谐的语言中逗留，而至于把“上庄”世界看作一个小品一般的娱乐对象，如此做，季栋梁的意图和苦苦思索不但被消解了，还可能被披上文化传统主义的审美外衣，思索于是终止于哈哈一笑。同理，读《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如果只无止无休地埋怨那个总是碰壁总是失败总是办事不顺的倒霉蛋涂自强，那么，方方想要通过涂自强个人悲伤出示的涂自强所跻身的这一阶层的集体悲剧和社会现实遭遇，就不可能被正视，社会的不公将如何得到起码的干预和改善呢？读《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更是如此，思维不能老停留在乡村诗意不诗意，谁怎么没有富起来、谁又怎么如此窝囊等低层次水平。需要追问造成形形色色底层群体如此命运的社会机制根源，因为这些作品中的几乎每一个成员，都生活得比我们更艰辛、更努力。

　　如此等等，如果不在这样一个基本语境来看待这些作品的“热”，如果不在近乎集体无意识的大众阅读选择中，来理解这些作品的关注点，我们就可能只是在消费这些印刷品，而不是思索这些作品所郑重显示的时代思想诉求。

　　(作者为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