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字深处寻找灵魂的安放地(郭艳)

　　一千一百多年前，白居易在一个夏日有着如此的吟哦：夏早日初长，南风草木香(《早夏游平泉回》)。那时风物蓊郁，时光悠长，万物生长而灵魂安详，这才有芬芳草木的文字。时间的长焦越过千年定格在喧哗与骚动的当下，透过密密麻麻的方块汉字，焦虑、惶惑和不安在字里行间里游荡，无处安放的不仅是沉重的肉身和恣肆的欲望，更有着冥顽的魂灵。祥林嫂经典的灵魂之问，依然在人世间幽灵般出没。

　　石一枫《地球之眼》(《十月》2015年第3期)以第一人称叙事纵深进入当下生存的红尘闹剧，通过安小南不寻常的人生选择和心路历程，以及有别于精致利己主义的价值选择，虚构了一个直面自身价值伦理困境的现代中国人。安小南的出现让当代青年在物质主义的夹缝中看到个体的挣扎与呼喊。小说叙事从城市经验的肉身沉沦和灵魂坠落中超拔，建构一种反物质主义的城市经验叙事。

　　钟求是《找北京》(《十月》2015年第3期)、孙频《圣婴》(《作品》2015年第4期)、雷默《傻子和玻璃瓶》(《十月》2015年第3期)不约而同将视角对准了弱智者的个体命运。钟求是笔下的远巧智力永远停留在四岁，在母亲远娘和其他人的呵护下，精神生活在情感氤氲中有着某种超越智商的丰满。远巧获得了作为一个青年女子和一个人的尊重，那盘觉新的录像带带着流光的悲欣交集，让人性在刹那间走向柔软与悲悯。孙频《圣婴》中的母女则更多现实生存利益谋划中的心机和阴郁。作为漂浮在城市中谋生的男性“他”——面对肥胖的智障女孩和阴鸷强悍的母亲，屈服于苟活而进入这个没有多少温情的“家”。因为没有爱与温情，小说中的人物最终在冷漠中面对人性的不堪与残忍。《傻子与玻璃瓶》无疑是从启蒙叙事的某种回归，这原本是一个香雪般奔赴城市文明的故事，然而现代文明的光亮却在结尾处戛然而灭，替代启蒙的是对于最古老人情的认同和皈依。同样雷默在《追火车的人》中塑造了一个俨然二十四孝图中孝子贤孙的程啸，他为着逝去父亲身体的完整性做出了让人难以理解的种种行为。放在当下语境中，雷默对于所谓现代文明的反叛的叙事策略无疑是值得考量的，这种“反动”的叙事模式是对于当下道德与伦理失衡的警醒与反思。在文学作品中，当傻子不再被当做一种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或者社会政治历史的边缘叙述者，而是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出现时，作家对于他们的关注和摹写，无疑才和现代人的精神痛感叙事接轨，从而在人性层面提供了更为丰盈的场景与人物。一个社会对待弱智群体的态度实质上折射出人们真正的文明程度和教养水准。

　　姚鄂梅《傍晚的尖叫》(《花城》2015年第2期)叙述两个老年已婚妇女从各自厌倦的婚姻家庭中出走，这种出走是对几十年忍耐庸常、琐碎与不堪的一种反抗，虽然带着急迫中的狼狈和辛酸，却有着一股坚韧中的硬气和悍然。然而发生在傍晚的尖叫往往很快就会被即将到来的黑暗所吞噬，老年妇人们也在与家人的爱恨纠葛中黯然神伤。《春晚》(《小说月报原创版》2015年第3期)从婚姻前史的叙事套路中走出，为独立的都市女性寻找到一个妥帖的春梦。敏若《世界是你的》(《小说界》2015年第2期)设置了任晶和肖彦两个可以互为对照的人物镜像，在名利的前台光艳照人，还是在安静的学院心斋而忘我？在碎片化又一体化的时代，世界究竟是谁的？对于功利主义的当下来说，隐者或许更能够静观世道人心。索耳《所有鲸鱼都在海面以下》(《小说林》2015年第3期)用少年视角回溯了一代人的诗歌年华，以及他们从诗性转身进入日常的颓败与荒凉。叔叔们的文青气息一直以一种异常的方式影响着“我”和“我”的生活，由此文学性才能够从隐藏的时间缝隙中投射到少年最幽深的记忆。

　　现代日常经验在遭遇大时代的战争、饥荒的时候，往往会沦落为草芥和浮尘，所以现代城市及其审美性永远只是在纤弱和变态中游走。安小南如果遇到曾国藩，他那关于“道德”的问题可能已经无法成为道德之问。十年砍柴《旷世难逢天下才——从悼挽曾国藩的对联说起》(《西南军事文学》2015年第2期)通过对于曾国藩挽联的梳理和阐释，重构了晚清重臣曾国藩的生平、事功、政绩、韬略与性情。此文以学问和才情为底蕴，通过对联钩沉史料，还原情境，进而凸显作家的史识和洞见。小说家多以才华叙事，这篇以才学为重的文本让人眼前为之一亮。或许，在文字中寻找灵魂的安放地，在于个体心性和道德的叩问，也在于对人类和国族命运的悲悯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