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大节而不可夺——重读《答田岛书》(龙一)

　　从北方飞往云南，感觉吓一跳，这里艳阳能咬人，白云蓝天洗得分明，鲜花制作糕饼菜肴，种种安逸可爱。我此次行程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到腾冲国殇墓园去看那块著名的《答田岛书》石碑。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到1942年夏天，日军在菲律宾、缅甸等战场取得极大进展，退守巴丹半岛的七万五千美军和菲律宾军队全部投降，中国远征军和英军在缅甸被全面击溃。由此，日军主力沿滇缅公路直抵怒江，逼近中国抗战大后方，并分出一支小股部队，占领中国西南“极边第一城”腾冲。此时，驻守腾冲的行政长官和军队、警察已全部逃跑，民众自主推举曾两任县长、如今退休在家、年已六十一岁的乡绅张问德(字崇仁)为新县长。至于他正式接受政府委任并取回县长铜印，都是后话。

　　古人所谓“志不求易，事不避难”(《后汉书·虞诩传》)。当此国难，又受乡邻重托，张问德在笔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吾非巧于仕进而善于趋避者，其济，天也，其不济，死而后已。”然后，他将县政府迁往高黎贡山附近的界头，在那里配合政府游击队行动，并利用仅有的一台破旧印刷机，对敌展开宣传攻势，安定民心，争取民众。

　　日军派驻腾冲县的行政班本部长田岛寿嗣所做坏事就不列举了，因为与其他日本侵略者无甚差别。他这等小人物之所以能有名有姓地出现在抗战史上，主要是因为他于1943年秋天用汉语给张问德写了一封信。虽然他被称为中国通，但这封信据说是经他口授大意，由一位汉奸之父执笔。

　　信的抬头是：“崇仁县长勋鉴，久钦教范，觌晤无缘，引领西北，倍增神驰。”这都是清末民初流行的客气话。他接下来的正文是：“启者：岛此次捧檄来腾，职司行政，深羡此地之民殷物阜，气象雍和，虽经事变，而士循民良……惟以军事未靖，流亡未集，交通梗阻，生活高昂，彼此若不谋进展方法，坐视不为之，所固恐将来此间之不利，其贵境如未见为幸福，徒重困双方人民，饥寒冻馁，坐以待毙而已，有何益哉？职是之故，岛甚愿与台端择地相晤，作一度长日聚谈，共同解决双方民生之困难问题，台端其有意乎？”信中后边的话是安排会面时间、地点，以及重申只谈民生，不及军事之意。

　　日后有些史家将这封书信当成“劝降书”，近来又有些不同观点，认为此信无劝降内容，田岛寿嗣只是为了解除民困，尝试与干扰腾冲正常生活的张问德县长沟通，恢复地方民生。要想理解这封信的深意，不能只依此孤证，现在让我们看看另一封“劝降书”。1895年1月23日，日本舰队将北洋水师围困在威海卫，日军第一任联合舰队司令官写了一封书信，托英国军舰塞万号转交北洋水师提督。信中开篇即道：“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佑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其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者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旁观者审。今有人焉，于其进退之间，虽有国计身家两全之策，而目前公私诸务所蔽，惑于所见，则友人安得不以忠言直告，以发其三思乎？仆之渎告阁下者，亦惟出于友谊，一片至诚，冀阁下三思！”好了，伊东佑亨开宗明义论交情，说劝降，后边他批评清政府弊端的话也非不实之辞，接着又列举法国、土耳其和日本先降而后得重用的历史人物给丁汝昌作例证，并许给其降后在日本生活的优厚条件。伊东佑亨在信中称丁汝昌为友，这是因为，四年前丁汝昌率北洋水师访问日本时，伊东佑亨作为日本海军省第一局长官兼海军大学校长主持接待，两人接触甚多。事后伊东佑亨曾感叹：“如果现在和清国开战，没有胜利的可能，只要‘定远’和‘镇远’两舰就能把全部常备舰队送到海底。”然而，北洋水师终究战败了，尽管伊东佑亨在劝降信中为丁汝昌的个人前途做出种种美好谋划，但丁汝昌没有投降，而是选择了自尽。

　　文臣武将战败自尽，在汉文化中是高尚的行为，鸦片战争中，关天培在虎门炮台也自尽了。所谓“节者，死生此者也”(《荀子·君子》)，其中一半说的就是人们为保全节操而不肯苟活的意思。不论是两国交恶，还是承平日久却强邻环伺，能当得上“耻辱”二字的，惟“文官爱财，武将怕死”而已。因此，不管后人如何评说丁汝昌其人其事，我始终认为，丁汝昌的自尽，算是践行了孔夫子所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伊东佑亨的这封劝降书写得漂亮，水平堪比南朝梁文学家丘迟的《与陈伯之书》。与之相比较，腾冲城里田岛寿嗣委托乡儒写给张问德县长的书信，显现出来的，只是对汉文化“谋略学”的浅薄模仿，试探与诱降之意昭昭，关心民生只是借口而已。

　　我相信，张问德县长接到田岛寿嗣的来信后，一定没有立即回信。古人云：“怒不修书”，张县长是中过秀才的传统知识分子，应该有此涵养。而且我还相信，以张县长的历练和见识，他绝不会自矜有“倚马草露布”的捷才，而必定是细读来书，深思熟虑，考虑周全之后，方才写下这篇文字。而且在书信发出之后，他会立刻将田岛寿嗣的来信和这封回信的副本抄报上峰，因为这是职司所在，作为政府官员，“交通敌国”是重罪。从这一点上我们便能看出，张县长在行动上的“世事练达”和他回信中所表达的“正义”与“节操”相辅相成。至于这封书信后来在全国报纸刊载，令张问德先生生前身后得享大名，却是他在山沟林莽中给敌人回信时绝不曾想到的“闲事”。

　　张问德县长的回信，开宗明义表示拒绝：“田岛阁下：来书以腾冲人民痛苦为言，欲借会晤长谈而谋解除。苟我中国犹未遭受侵凌，且与日本能保持正常国交关系时，则余必将予以同情之考虑。然事态之演变，已使余将可予以同情考虑之基础扫除无余。”开篇这段文字，坦荡得体，分明是“国书”笔法。我相信张县长作书回复田岛寿嗣时，最先考虑的就应该是“国之体面”与“士之气节”，因为，与敌国代表回书，他不只代表自己，更重要的是代表国家和民族。古人云：“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左传·成公十五年》)。张县长必定自知，作为一个乡村“士人”，他即使不能做到“圣达节”，但“次守节”是必须坚持的，因为国难之时，那些败逃、作恶甚至降敌的“失节者”太多了，他必须得让敌人清楚地知道，与其打交道的是一位“识大体”“有气节”的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

　　在以克制的笔法历数日军对腾冲百姓所犯罪行之后，张县长道：“余愿坦直向阁下说明：此种痛苦均系阁下及其同僚所赐予，此种赐予，均属罪行。由于人民之尊严生命，余仅能对此种罪行予以谴责，而于遭受痛苦之人民更寄予衷心之同情。”张县长在信中没写任何激烈文字，因为“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史记·乐毅传》)，但在一字一句之中，我们能够清晰读出他所有的痛苦与愤怒。

　　读罢《答田岛书》全文，我面对腾冲国殇墓园后山大片密密麻麻的矮小墓碑，想起了孔子《论语·泰伯篇》中的一句话：“曾子曰：……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多数考验与烦恼都是来自“小节”，是由“贪嗔痴”所引发的“喜怒哀惧爱恶欲”，简言之就是个人欲望无法满足时生出的烦恼。所谓“大节”，必定是关乎家国、族类和人伦的大是大非，是对人性和道德最根本也是最严苛的考验。丁汝昌面临的是此种考验，张问德县长面临的也是此种考验。当此“临大节”之时，什么东西“不可夺”？应该是志气与节操。这些人“临大节”而不乱，没有像洪承畴那样“辜恩惜命”，应该是平日里做足了涵养功夫，即所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