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北京城(王辰龙)

　　康赫小说《人类学》

　　打捞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北京城

　　在新浪的好书榜上，《人类学》从四月份开始牢牢占据着第七名的位置，倍受读者喜爱与推崇。作家叶匡政说，康赫的小说，表现的总是当代汉语的各种声音，《人类学》记录的就是北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各种声音。

　　上世纪初，在帝制中国的最后岁月，法国诗人、汉学家谢阁兰来到北京，在写给妻子的书信中他称这座城市为“我的城市”，迷恋的热枕，转化为充沛的想象力，在小说《勒内·莱斯》中，借助主人公的奇幻之旅，谢阁兰虚构了一个隐藏于北京地下的幽暗城市，它有城堡与角楼，由深邃的通道联结着，却不愿向更多人敞开入口。日后，意大利文豪卡尔维诺也曾朝向东方，言说“看不见的城市”，而对小说家康赫来说，当他试图用小说《人类学》讲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北京城，他的诗学问题将是写作主体如何回忆一座看得见的城市。

　　《人类学》以一个社会科学的标题，叙述人生存于当下的状态。

　　1993年，康赫从家乡浙江来到北京，在一篇访谈中他讲道：“九十年代初，大家兴冲冲地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涌进来，其实并没有多少机会，那时候到圆明园，大家在吃面条，白菜一锅，电热炉烧着，十来个人，大家有饭一起吃。我一直关注九十年代，一直记录九十年代，我觉得那个时代的肌理比现在有趣多了，现在感觉一抹平。”可见，他是对比着自身本世纪以来的现实感，来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城市体验进行定位、定性，这种内在的时差，使小说中的北京被来自各种方向的记忆断片重组着，每一个小标题下的叙述都似乎是整体时间的中断与重启，它们相互链接，却又不时彼此反对，形成了抗辩式的结构。北京之于康赫，不是记忆的起点，不是主体意识最初生发的源地，因而，在他带有追忆特征的写作中，没有重返者的情怯与忧郁。康赫的起点是语言，确切地说，是南方方言，正如小说开端，麦弓这一角色初到北京，首先发出的声音是面向同乡的地方话，紧接着，他不得不校正声音的调式，来与说着北京话的房东进行交谈。

　　声音是理解《人类学》的切入点之一，包含两个方面：人的声音与空间的声音。在这部兼具典型十九世纪文学体量与现代主义形式野心的长篇巨制中，它的推进动机便是“交谈”。文本内部，“在九个月里，一百多人轮番登场，有房东，有大学生，有外交官，有亿万富翁，有文人，有演员，有银行行长，有艺术家，有跟爸爸赌气剁了一个手指的从西北来的年轻人等等。”这些背景迥异或来历不明的各色人等，喋喋不休，进行着时常陷入无聊的、带有杂乱特征的“交谈”，而“交谈”的另一种形式在小说中是性爱，是身体语言的羁绊、缠绕。在不同话语进行交锋或交错的间隙，则穿插了个体与自我的“交谈”，即朝向虚空的独白与恍惚的意识流。有时，为突出“交谈”时话语的冲突与错位，康赫会直接调用戏剧的体式。倘若将北京城视为凝聚当代状况与隐秘心思的空间切片，以“交谈”推动叙事的结构，首先意味着同时代者不同的现实感，而频繁出现的南方方言，以执拗字词的陌生化形式，将空间的声音作为对立面提示了出来，这种空间声音带有隐匿性，却始终笼罩于众生喧哗之上。

　　空间的声音，它在小说第一章，便显形为被规训过的标准普通话。先是房东女儿，“她开始背课文，用小学里通行的一步一抑扬宣叙调，赞美一位援藏干部的无私奉献。‘这样的声音以后就是新闻联播。’我说。布蓝没笑。‘他的眼睛顿时湿润了。’小女孩每次背到这里就卡壳。”有意味的是，以小女孩的声音作为背景，“我”与伴侣正酝酿着下一次身体语言的黏贴。在第六章“北京站”一节与第九章“太平街甲8号”一节，没有具体的面孔，只有声音拥挤在一起，它们来自车站的高音喇叭，来自商贩、旅客、上访者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声音处于单向度的状况，本应得到的回复之声在文本中持续地缺席，而它们之间也没有形成共同体的契机与可能。每一个来自个体的声音都试图将嗓门提到最高，在彼此遮蔽的对决之下，它们终究也消解了自身，空间的声音则保持沉默，如旁观鹬蚌的隔岸强者。

　　当康赫用百万字将麦弓与北京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打捞出来，在完成记录的同时，便也以背向时间的方式与哀悼者姿势，完成了一次告别，一次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