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树下清荫则是去年——福建的四位女诗人(谢冕)

　　一部中国新诗史是由几位福建籍的女诗人“串”起来的，她们是冰心——林徽因——郑敏——舒婷。四位诗人，分别代表了百年新诗发展的四个重要阶段。

　　我研究中国新诗史，无意中发现福建籍的女诗人在新诗史中的突出而特殊的地位。中国的女性诗人眼下是很多了，但在新诗草创期以及随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包括共和国前期)里，女诗人为数寥寥，甚至是凤毛麟角的——一部中国新诗史基本上是由男性书写的。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尽管男诗人为数众多，他们一定程度垄断了话语权，可是新诗发展的每一个重要的阶段，总推出女性诗人来概括一个时代。尤为让人感到惊异的是，这些概括了时代精神的代表性女诗人竟然都出自福建！我曾说过，一部中国新诗史是由几位福建籍的女诗人“串”起来的，她们是冰心——林徽因——郑敏——舒婷。四位诗人，分别代表了百年新诗发展的四个重要阶段。

　　这里首先要说冰心先生，我本人有幸在她的书房倾听过她的谈话，和她亲切地谈论过家乡、写作和童年的记忆。记得有一次，她在赠送给我的照片背面题签，认我为“同宗”——我和冰心的祖籍都是福建长乐，都是长乐的谢姓家族，我和冰心先生“核对”过，我们的堂号都是“宝树堂”，那天，她在赠我的照片背面不假思索地题写“谢冕同宗”四字。冰心是影响了我一生的前辈作家，从《寄小读者》开始，我就是她的忠实的小读者，随后，她的《繁星》、《春水》进入了我对于中国诗歌的思考。我说过，早年我不懂鲁迅，却懂得冰心，我领悟她博大的爱心，并使之融入我的心灵，成为我人生的志向和目标。还有她优美高雅的文章风格，我悄悄地学习她的美文，这种学习深刻地影响了我后来的文风。

　　冰心的写作始于五四新诗的诞生期，她的名字是与新诗早期的缔造者胡适、刘半农、朱自清、郭沫若等大体同时出现的。冰心的出现是当日诗歌界一道动人的风景。有论者把《繁星》、《春水》与鲁迅的小说集《呐喊》相提并论。(见苏雪林：《冰心女士的小诗》：“五四运动发生的两年间，新文学的园地里，还是一片荒芜，但不久便有了很好的收获。第一是鲁迅的小说集《呐喊》，第二是冰心的小诗。——于是她更一跃而为第一流的女诗人了。”转引自张延文《福建女诗人传统》)。甚至有人将当日盛行的小诗体式称为“繁星体”。尽管冰心本人对自己当时的写作评价不高(1933年冰心在《冰心小说集》自序中说：“谈到零碎的思想要联带着说一说《繁星》和《春水》。这两本‘零碎的思想’使我受了无限的冤枉！我吞咽了十年的话，我要倾吐出来了。《繁星》和《春水》不是诗，至少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引自刘福春著：《寻诗散录——风行一时的小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但是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导言中郑重地记下了冰心的贡献。

　　冰心的创作的确概括了一个时代，她的创作凸显了那个个性解放、思想独立的时代精神。回顾当年那一场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这一运动致力于解放诗体、破除束缚思想的旧格律，致力于以白话代替文言写诗，从而使自由的思想、鲜活的想象能够进入诗中。在这方面，冰心不仅是最早的实践者之一，而且象征了一个时代。她的小诗创作借鉴了泰戈尔的简洁深邃，也间接受到日本俳句的影响，清新、隽永、明快、简洁，有一种澄澈透明的空灵。尽管她未必有意，但她的确是一位引导潮流的诗人，她的诗歌创作概括了一个伟大时代的自由精神。

　　林徽因和冰心是同代人，我见过她们两人在美国留学时的合影，但她们的诗风迥然不同。林徽因的创作在新月派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位出身名门的福建才女，她的身世联系着福州名人扎堆的三坊七巷，也联系着一代宗师梁启超的显赫家族，她的传奇般的婚恋经历，更是与民国当年的学术界、建筑界、诗歌界最活跃的人士相联系。她是北京著名的“太太客厅”的女主人，在她的身边聚集了当年中国国内外(例如费正清、费慰梅等)最优秀的一批教授、学者、诗人、作家和社会名流，那些她的挚友、爱人和崇拜者，更是众星捧月般地围绕在她的周围，捧着她这一弯清俊的“新月”。在这座北京城内著名的客厅里，他们饮英国式的下午茶，倾听女主人的妙语连珠，谈论文学或诗歌，也许更有哲学和建筑。(一位朋友在她的书中记下了林徽因的下午茶情景：“林徽因的博闻强记令人惊异，无论是济慈、雪莱、还是勃朗宁夫人、叶赛宁、裴多菲、惠特曼——谁记不住、背不出的诗句，林徽因都能准确无误地出口成章。林徽因很喜欢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当你老了》，她用英文朗读那首诗时，在座的陈岱孙、金岳霖曾被感动得泪光闪烁。”陈渝庆：《多少往事烟雨中》，1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这是当年北京城内一道美丽的风景。

　　朱自清曾将新诗第一个十年丰富的实践概括为自由、格律和象征三大诗派。就当日新诗的总体追求而言，要是说冰心代表的是自由诗派，林徽因代表的则是格律诗派。新诗的发轫期，总的倾向是诗体的大解放，胡适有言，唯有诗体的解放，“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胡适《谈新诗》，《星期评论》双十节纪念号，第五张，1919年)。当年的主张甚至认为“要使作诗如作文”。冰心的早期创作就代表了这种无拘束的自由大趋势。而新月派的出现是要为新诗“创格”，其趋势是要以新的格律来约束和节制早期创作过于散漫、清浅的状态。林徽因创作理所当然地代表了一个新的风尚。

　　中国新诗经历了辉煌的第一个十年的洗礼，开始迎接战争造成的诗意偏离的考验，道路曲折而艰险。诗歌在跌宕起伏中继续顽强地成长、发展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战争环境中的昆明，顿时宛若一座诗歌的孤岛。在西南联大校园，在冯至、闻一多、朱自清、燕卜荪等诗歌前辈的带领下，集合着一批年轻的探索者(也是挑战者)。他们中的佼佼者，是后来被称为九叶派的中坚，如穆旦、杜运燮、袁可嘉等，而福建籍的女诗人郑敏自然地成为他们中引人注目的人物。

　　我读郑敏，是在四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新诗》和《大公报》副刊等报刊上，那时我是一个痴迷的诗歌少年，我收集了她的许多诗歌剪报。我非常喜欢郑敏的诗，喜欢她诗中流淌的与当年的流行完全另样的“洋味”(欧化倾向)。那时我不明白，正是以穆旦为代表的这些年轻的西南联大的诗人们，挑起了一副重担，他们要接续五四辉煌十年之后造成的新诗现代化的“断层”，继续并发扬新诗借鉴外来影响的传统。在西南联大，庞德、奥登、艾略特等人的名字高频率地出现，成为这批诗人倾慕和景仰的偶像。这些年轻诗人的创作赓续和光大了当时备受冷落的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

　　当他们写着成熟的诗歌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爱好诗歌的初中生。但我用艰难积攒的零用钱购买了所能找到的他们的作品，郑敏的名字就这样被我记住了。我知道她在西南联大是学哲学的，后来在美国得过学位。除了写诗，她专攻英美文学并熟谙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理论，当年我对郑敏的景仰近于崇拜。而我认识她则是在时隔三十多年后的北京。朦胧诗事件拉近了我和“九叶”的距离，也拉近了我和郑敏的距离。因为同在高校，我居住的燕园与她居住的清华园仅有一墙之隔，就这样，我们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友谊。来往多了，我指导的博士生，经常“串门”到郑敏先生那边讨教，郑敏曾经开玩笑说，我带了一批你的学生。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叶”的诗人除穆旦外都还健在，有时辛笛从上海来京，有时唐湜从温州来京，有时唐祈从兰州来京，他们一般都会在郑敏的清华园聚会。那时交通不方便，没有出租车，只能靠为数很少的公共汽车，而我在畅春园的家就成了他们出发、到达的中间站。这些“叶子”们远道飘飞而来，往往选择在畅春园稍事歇脚，而后前往赴会。一般他们都会邀我同往，所以有很多时候，我就成为他们聚会的“观察员”。这当然是我的荣幸和永远的记忆。

　　我和郑敏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时不时地会互通电话。韩作荣主事《人民文学》的时候，每年年末我们都有一个小型的迎春聚会，因而也都有机会拜访清华园，和郑先生一起餐聚、晤谈，听童诗白先生的钢琴。郑先生不仅在写诗和治学方面是我们的榜样，郑先生在健康方面也令我们羡慕不已，她现在不仅思维清晰、敏捷，而且还能做俯卧撑，简直成仙了。关于郑先生，我写过一篇《郁金香的拒绝》，是一篇游戏笔墨，写她是如何不让我“偷窥”她院子里的郁金香的，郑先生读了不仅不恼，似乎还默认了！

　　现在该说到舒婷了，以上几位都是我的前辈，舒婷则是晚辈。认识舒婷的诗是在认识舒婷本人之前，就是说，诗在前，人在后。较之北岛、芒克、林莽、江河、杨炼、顾城(这些人当时都住在北京)诸人，认识舒婷要更晚一些。但她的名字早就听说了，我很为家乡出了舒婷而欣喜。朦胧诗似乎在等待一个“女发言人”，它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福建。应当感谢蔡其矫先生的慧眼，蔡先生把她的诗抄在本子上，人们通过他的手抄本认识了这位原先是知青、后来是车间女工的南方女子。她由第一届青春诗会来到诗歌第一刊的《诗刊》，这个过程遥远而迷茫，却客观地印证着中国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全部的艰难行程。

　　舒婷的诗有一股被称为“美丽的忧伤”或“忧伤的美丽”的情绪缠绕着，她的诗有南方女性的委婉，而在委婉中充盈着坚韧，人们在她的泪水与血痕的间隙中，发现了久违的个性(当日流行的“自我”)书写，深沉的爱情的呼唤，尊严的女性独立的宣示，使她的诗闪耀着惊人的人性的光辉。

　　此前，舒婷并不认识朦胧诗的那些朋友们，他们也是通过彼此的阅读而心气相投的。我不知道在第一届青春诗会之前他们是如何相识的，我想是对于诗歌新时代的召唤和对于艺术禁锢的反抗，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舒婷于是成为了朦胧诗的标志性诗人，她自己也在这种对于“传统”的质疑中成为一名坚定的挑战者。

　　在我们前面叙述的三个诗人中，冰心、林徽因和郑敏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们都在国外得过学位，她们是东西方两种文化影响下成长的，但舒婷例外。舒婷如她的同时代人那样，在少年时代就被剥夺了正常教育的机会，而且被无情地放逐到远离家庭的地方。我有幸拜访过她插队的福建上杭太拔山村。一条山涧流过她的门前，山外还是山，家乡厦门在烽烟迷茫的远处。于是她的笔下出现了孤独的站台，站台上一盏孤独的灯，灯光暗淡而摇曳。厄运并不能抹杀才华，苦难可能孕育成功。舒婷与她的三位前辈不同，她拥有了更多的苦难，这是她的不幸，也是她的“有幸”。

　　福建是美丽的，福建的山水孕育了女人和诗歌，于是福建用智慧的女诗人彰显了中国诗歌的历史。四位诗人中，冰心先生是我的“同宗”，是启蒙老师，郑敏先生是“亦师亦友”，舒婷是朋友，我和林徽因先生是交臂而过，我到北大上学的时候，徽因先生刚刚离去不久，但从书刊和传说中，我神往于她的美丽和风采——其实她周围的那些朋友，也都和我工作的北大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为了纪念这位我心仪、却未能谋面的前辈，这篇文章特意以她的诗句名篇，让我们永远记住：“菩提树下清荫则是去年”！

　　2015年3月31日 于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