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的现代转型及宿命(徐勇)

　　刘庆邦的小说经常触及现代转型中的乡土社会的困境及其宿命。

　　房国春虽然代表了“传统乡村文化”的可贵的方面，但他既不了解中国的复杂现实(乡村现实)，也缺乏反思反省的能力，小说以他的悲剧性命运的书写，提出了知识分子如何面对当前现实语境并安置自身的问题，而这正是摆在当今知识分子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难题。

　　刘庆邦的小说聚焦乡土农村的现实生活，但其思考的方向并非城乡二元对立框架下的现代乡土社会的结构变迁(《到城里去》)，也不是历史和现实纠缠 下的农村苦难(《平原上的歌谣》《遍地月光》)，更非原乡想象中静美的乡土景观(《遍地白花》《梅妞放羊》)。《黄泥地》思考的是现代转型中的乡土社会的 困境及其宿命，所谓“黄泥地”，即这种困境的象征。

　　权利的核心在其自身

　　小说从房户营村的政权更迭起笔，村里的换届选举，老支书房守本的儿子房光民成功上位，这一父权子替现象引起了村民们的普遍不满，因而掀起了一场 自下而上的“倒阁”运动。表面看来，这是一部描写乡村权力斗争的小说，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重写现实的意味很浓。确实，“倒阁”成功后房光金治下的乡土农 村与之前并无本质上的不同，甚至可以说反而更无约束、肆无忌惮。从结果反观村民们当初所展开的“倒阁”运动，其实是合法性不足的。

　　这当然不是说村民们当初的“倒阁”就不合理。就权力的父子相替而言，这一现象本身有其诸多可圈可点之处，其封建主义的阴影难免让人浮想联翩。而 事实上，村民们当初反抗房光民房守本父权子替的背后，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所指。房守本治下的农村处于特定历史与现实的交接，“文革”的阴影及其专制主义的噩 梦，是村民们萦绕不去的幽灵。可以说，正是这一历史遗留赋予了村民们的反抗以道义上的合法性：他们反抗房守本的儿子房光民接替村支书这一行为，折射出他们 走出历史阴影的渴望和努力。但问题是，他们反抗既没有彰显其精神肉体上的双重创伤，也没有明确的主张。只是为反抗而反抗，其结果就变成了所谓“城头变幻大 王旗”，变化的只是当权者的个人，权力的本质及其功能并没有任何变化，而民意——村民的意志——也仅成为权力斗争的武器，并无实质的意义。

　　就这部小说而言，民意虽具有表面上的合法性，但既不能无限夸大，也不能没有限制。任何以民意之名而并不为民谋利的行为，其实都是对民意的滥用。 《黄泥地》的写作正是在这一方向展开了对民意的深刻反思。刘庆邦通过这部小说告诉我们，民意一旦同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其危害性往往会更大也更具迷惑性。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不能对权力的本质进行反思，所谓父权子替与民主选举，本质上并无不同之处。可见，权力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是否真正选举，是自下而上还是自 上而下等形式，而在于其本身。房户营村村民鼓动同乡中学教师房国春挑头倒阁，房国春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但他意识不到这点，所以他失败了，并且失败的很 惨。相比刘震云式的隐喻书，刘庆邦显然别有怀抱，他既无意于解构或嘲讽，也并非仅仅在反思现实和历史。

　　现代知识分子与士大夫精神

　　小说中还有另一条线索，就是房国春的抗争之路。他先是被村民哄抬出来挑战村支书一家，而后演变成为自己的诉求上访，又被别的上访户鼓动，他的后 半生都是在不断的上访和抗争中度过的。从历史的渊源来看，上访现象中的自下而上的模式，带有中国古代权力结构的历史痕迹，反映的是民众对公平世界的一种愿 望：寄希望于包公式的青天大老爷或上达天听以解决现实中的矛盾和不公正现象。小说中房国春的上访就带有这样的想象。但最终问题的解决却必须依靠低一级的权 力机构(如县乡政府)。房国春看不到这点，他的失败不可避免。另外，房国春的悲剧性处境还在于，他的反抗和上访这一“能指”缺乏一个明确而稳定的“所 指”，其对象不断变化，“上告的对象越来越多，告状的雪球越滚越大。同时，他从反面获得了继续上访的新的动力，下面的官僚们这么不讲理，不上访真不行啊， 不上访真的对不起党啊！”至此，他的上访就不再仅仅是为了现实诉求或利益，而逐渐演变为一种姿态和仪式。这与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和贾平凹《带灯》等 小说中主人公的上访截然不同，而带有一种“后寓言写作”的倾向。

　　另一方面还要看到房国春身上存在着的古代士大夫的思想。在古代，士大夫阶层是国家权力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兼济天下的思想是内在于他们群体存在 的抽象，其天下并不指向具体的个人：天下并非天下人的天下，而只是儒家构想中的天下。房国春则不同。他作为一名教师，是现代社会分工中的专业知识分子。就 现代性的社会分工而言，人们往往只能各司其职，各务其本。他的悲剧正在于时代的错位及其身份认同的混乱。他以古代士大夫的人生信条加之于现代社会分工下的 庞大而严密的技术社会，其悲剧不可避免。但问题是，房国春为什么这样固执？显然，他的固执背后是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传统在起作用：传统知识 分子的清高孤傲、自命不凡和精神上的优越感使他挺身而出，以身对抗现实。他自认为可以为村民代言、为苍生立命，但其实是充当了村民权力斗争的工具而不自 知。他被一种虚妄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支配，既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也缺少真正认识现实的勇气。从这个角度看，他的失败不仅仅是个人的失败，也是知识分 子精神传统的困境，是知识分子传统面对现实失去阐释、分析、判断能力的表现。小说以房国春的悲剧告诉我们，面对现实，知识分子首要做的不是批判或批判的姿 态，更需要分析、阐释并提出自己的真正的问题。知识分子如果失去了针对现实提问题的能力，其存在的合法性其实是很可疑的。小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向我们提出 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现实位置问题。

　　面对现实与反思自身

　　虽然说刘庆邦的乡土小说多有批判现实及历史的地方，但其更多地还是在思考乡土社会现代转型中的命运及其宿命。对于现实主义题材小说而言，要做到 对现实的批判并不难，难就难在批判之后的思考和真正有效提出问题的能力。刘庆邦通过一系列倔强的主人公形象呈现出了历史发展的“势”之所在。倔强的形象的 意义正在于彰显其背后的推动力的内涵：推动宋佳银(《到城里去》)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差距及其两者间的内在冲突。金种(《遍地月光》)的内在矛盾 在于他认识不到历史激荡的时代(如继续革命的激进现代性进程)自己争取主宰自己命运的不可能。房国春的悲剧则表现在坚硬的现实面前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 力，以至于一败再败。房国春所面对的并非个别官僚，也非愚昧的村民，而是他对自身内心的盲视和缺乏对自身困境的反思。宋家银和金种们认识不到其背后的历史 推动力，所以只能被动前行。但房国春不同。他是知识分子，他的固执和倔强表明他实际上缺乏对自身信念及行为的反思。他被情势推动却不自知，从这个角度看， 他的悲哀乃至悲剧，就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而是知识分子乃至人类命运的象征。他不仅不自知，还以此教育子女，对待妻子，以至于于无形中充当了历史的独裁者和 实践者。他的家庭没有任何温情可言，有的只是不近人情的高傲倔强。他的儿子房守良从小被他打骂，苛责，以至于主体性丧失，变得懦弱无比；妻子则始终处在他 的笼罩下，作为一种附属性的存在，过着一种隐身人的生活。可以说，这是一个被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严重异化以至于达到对日常生活的压制、改写的形象。自己的 世界中既没有日常生活，而又在现实世界中另僻出一个精神传统的存在，自己寄寓其中。这是一种双重意义上的自我阉割：以精神传统阉割了日常生活，又拒绝进入 现实日常，其结果可想而知。

　　房国春虽然代表了“传统乡村文化”的可贵方面，但他既不了解中国的复杂现实(乡村现实)，也缺乏反思反省的能力，其走向个人乃至家庭的毁灭并不 是偶然的。小说以他的悲剧性命运的书写，提出了知识分子如何面对当前现实语境并安置自身的问题，而这正是摆在当今知识分子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