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与时代的合作(张炜)

　　■诗人不会背叛自己的真实和诗意。这是他一生的追寻。这种合作与不合作，都是挚爱，是对生命和生活的挚爱。

　　诗人与自己的时代合作的情形真是复杂难言。怎样合作，以什么样的方式合作，这类问题无论怎样讨论都不显得过分；当然，也显得有些多余。因为有一种高论认为，一个诗人只有最大限度地与自己的时代合作，他才能不朽。然而这种高论由于过于含糊而令人怀疑。

　　诗作为一个单独的品种或许正在消失。但是它从很早开始就已经植根于现代小说之中了，所以说它又在新生和膨胀。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纯的诗人既是光荣的，又是艰难的。他们在引领，他们也在牺牲。只从小说走入现代之后，一种纯粹的诗消失了，萎缩了。它寄居或含蕴在另一个肌体之中了，它的生命因之得到了延长。这个肌体就是现代小说。

　　现代小说是膨胀的诗。所有未能在二十世纪发生过这种膨胀的小说，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我们的新文学史其实更像是小说的蜕变史。叙事艺术与诗的紧密结合，这在中国，也包括其他民族，都是越来越加强化的一个大趋势。几乎所有在诗中完成的东西，如今都含蕴到了现代小说中。当然，现代小说大肆吞噬的还不止于诗，更有历史、哲学和戏剧等等。但比起诗而言，它对其余品类的侵犯还远不是那么醒目和显著。

　　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诗真的消失了吗？永远不会。它仍然处在光荣的高地。不过它更多时候是作为光荣的伴声而存在的。一场合奏，更雄壮更丰富的现代艺术合奏中的伴声——不，是领唱，是高音，是时而被淹没时而又激越起来的那几个音符。现在听起来，它真的不太连贯了，它只是断断续续，但它存在着。有它的存在，就有高贵的记录，有永久的向往——文学永远向往着诗意就像旅人永远向往着归宿一样。

　　我们不过是阐述了这样一个事实：最好的现代小说家只能是、也必然是最好的诗人；否则，二者都不是。

　　我们看到的各种各样的诗人，包括同时代合作与不那么合作的诗人，他们都是悲伤者和不幸者。即便是一个看上去诸事顺遂者，也不见得就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合作者。因为要弄清这个问题，就首先要问“时代”是什么？他所面临的“时代”有多长？像他的生命一样长，还是更长？有人说“诗与帝国对立”，那么诗与时代呢？是简单的合作还是简单的对立？

　　我们需要一些例子来说明。“俄罗斯白银时代”，马上跳到我们脑海中的是这几个字。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可以用作标本的时代。我们还会想起前苏联。很奇怪，总是想到我们的近邻。不必列举一个个名字了，因为都知道他们分别是合作者与不合作者。可是我们这里想说明的是，与时代的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与体制的关系，它们是有区别的。我们再寻找另一些人，比如美国的海明威与福克纳。他们仍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时代合作者。惠特曼？爱默生？梭罗？似乎仍然不是时代的合作者。

　　时代与民众的关系？不，时代与我们听得见的群声并不是一个东西。因为真正的“大多数”在沉默，所以又不能简单说时代就是民众。时代有时可以看作折中和妥协的东西，如浮面的一些声音，一些面孔，一些脚步，如此而已。就此而言，我们未见得一个真正的诗人与自己的时代合作过。可是时代又可以是隐含和潜在的，它们会在更深层上、会以另一种方式与诗人合作。所以又可以说，任何诗人都属于他的时代，没有一个例外。

　　诗人不会背叛自己的真实和诗意。这是他一生的追寻。这种合作与不合作，都是挚爱，是对生命和生活的挚爱。没有人比诗人更爱自己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里的那些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