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与写作(刘阳鹤)

　　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曾在《双城记》的开篇中提到：“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绝望之冬；我们的前途拥有一切，我们的前途一无所有；我们正走向天堂，我们也正直下地狱。”毫不讳言，引用这段开篇语最根本的意图在于，我需要超越自身的困境去直面我们当下的写作环境，思考该以怎样的面貌更真诚地介入到如此纷繁而复杂的现实生活。

　　大致算来，我的写作已将近5年。作为具有回族身份的写作者，在此期间，我无可避免地历经了民族意识觉醒前、后两个不同阶段，当然这里所谓的“觉醒”是体现在写作意义之上的。也就是说，当我在写作中萌发了对民族身份的思考时，我的写作在真正意义上才开始生效。然而，随着文化寻根的渐渐深入，我深深体会到生活境遇所带来的负重感，越发坚定地令我站在不断否定自己的写作实践之中。

　　诚然，我并没有较为规律的写作习惯，而且还时不时地因为遭遇瓶颈而陷入焦虑期，所以大多时候我会把更多注意力集中在广泛阅读哲学、宗教、社会、民族等各类人文学科著作上。无论是在写作过程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学术涉猎在很大程度上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不单单会影响到我在写作时所做出的一系列价值取舍，同时也能够提供某种足以使我摆脱困境、探寻出路的思想资源。

　　如果说，写作势必要有所承载的话，那么我更愿承载“真诚”之道，而不会仅仅局限于书写因个人身份而衍生出来的附属品。需要澄清的是，我并不是在回避或排斥颇为有限的身份表达，即便这样的表达会带给我迥异于他人的写作特质，而是争取在类似的表达中寻求一种本质上的共通属性，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至关重要，或许只有在真挚与坦诚之中，我们彼此建立起来的沟通机制才会更好地运作下去。

　　不过，我们每个人都会拘囿于这样或那样的困境，问题就在于：面对存在着种种障碍的“他者”境遇，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把它们一一呈现在彼此面前？对于写作者来说，我们必须是真诚的。真诚意味着拒绝伪饰的良心写作，也意味着要承担起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不可否认，如此真诚的使命注定是孤独的，它剥离了这个时代的利欲熏心，将追求智慧、重塑信仰、渴望光明一并置于希望之春，继而引领我们共同奔赴在那最好的前途中。是的，我们目前的面貌焕然一新，正一步步走向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