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现实，当代作家缺少了什么(郭宝亮)

　　■主持人的话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回 到创作主体上来。胡风先生当年提倡作家要有“主观战斗精神”，在今天依然有其借鉴意义。不仅要熟悉生活，还要深入生活；不仅要了解现实，还要理解现实。只 有在这个意义上，主客体才能融会贯通，自我与他者才能有心灵的契合。面对现实，作家们缺的不仅仅是故事、语言和叙事的方式，同时也是态度——拔高一点，是 世界观和价值观。

　　“文学与现实关系”的讨论至此结束，最后我想问一句，面对这生生不息、瞬息万变的当代生活和当代现实，亲爱的作家和批评家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特约主持人  杨庆祥

　　当代作家体验生活能力的缺失和思想现实问题能力的缺失，是他们面对现实生活、叙写现实问题的瓶颈。

　　现在重提“深入生活”，主要是希望作家们不要辜负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正处于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伟大时代，作家如果不去深入、不去“拥抱”、不去主动体验，无疑是充满遗憾的。

　　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是有着多种才能的人，他不仅能够主动体验生活，能够把这种体验通过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还要有超越生活的思想能力。作家应该研究点思想史和社会史，多年前王蒙提出作家学者化今天看来仍然意义深远。

　　当前中国的现实生活实在是太过复杂、太过传奇、太过缤纷，很多人认为，生活比文学更有魅力，它的瞬息万变、难以捕捉，使得作家们感慨万千。尽管 如此，许多作家还是把眼光投注到现实生活和现实问题上来，如余华的《第七天》、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贾平凹的《带灯》、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 伤》、格非的《春尽江南》等，这些小说不乏优秀之作，但仍然令读者感到不满，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人们不能不深思，为什么这些直面现实的作品不能给人以艺术 的震撼，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作品的缺憾？我觉得，作家自身的问题是主要原因，当代作家体验生活能力的缺失和思想现实问题能力的缺失，是他们面对现实生 活、叙写现实问题的瓶颈。

　　主动体验生活能力的缺失，是当下的一些作家的基本生存状态，他们漂浮在时代生活之上，成为特殊的一群，享受着比较优越的生活，与现实生活的紧张 关系得到了缓解。他们的写作不是生命体验的喷发，而是为写而写，为证明自己作家的身份而写，这只能是一种惯性写作。职业化的惯性写作导致了作家与现实的疏 离和隔膜，没有人真正地主动深入生活，挑战生活，而成为旁观者、道听途说者。这些年来，很少有人像当年的柳青、赵树理、周立波一样，为了要写正在进行中的 合作化运动而离开北京，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为小说的写作获得第一手素材了。我一直坚信，生活永远是艺术的源泉。没有对生活穿透骨髓般的生命体验，就永 远写不出好的作品。

　　现在重提“深入生活”，主要是希望作家们不要辜负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正处于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伟大时代，作家如果不去深入、不去“拥抱”、 不去主动体验，无疑是充满遗憾的。陈歆耕有篇名叫《巴特尔与巴尔扎克》的文章，他以北京一个夜总会的小保安巴特尔成长为身价千万的酒吧老板的变迁，感叹巴 特尔的经历之神奇：“他是如何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的？他一个保安是如何挤入上层社会的？除了财富，他的能力素质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从底层保安到大老 板的蜕变？在这背后该有多少令人不可思议的故事？”“目前媒体披露的材料，只能算其中的‘冰山一角’，而仅仅是这‘一角’就够让我们瞠目结舌了。”我们的 作家对于巴特尔式的生活现实知道多少呢？诚然，一个作家所写的现实，不一定都是亲身经历的，但你起码得知道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否则，想象只能是隔靴搔 痒，缺少真实感和现场感。陈歆耕感叹我们时代缺少巴尔扎克式的作家，“面对如此复杂和丰富、深刻的生活，当代小说是如此苍白无力。当我们从反映当代生活的 小说中获取的信息量还不如读新闻报道时，人们不读小说就完全是正常的了。”当余华的《第七天》出版时，人们把它说成是“新闻串烧”，因为它提供给我们的还 不如新闻丰富多彩，那我们还读小说干什么？《第七天》缺少了真实体验的现场感，很多细节都是以主人公杨飞听闻的方式串起来的，像商场火灾事件、拆迁事件、 伍超到黑中介卖肾、医院丢弃死婴、警察与男扮女装卖淫者的事件等都是从人群传言、新闻报道和网上传言得知，读者只能知道一个大概的故事内容，那种生动的、 来自于生命体验的细节的现场感却是严重缺乏的。从生命体验的现场感来看，贾平凹的《带灯》、格非的《春尽江南》、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显然要好一些。 我们的许多作家，由于主动体验现实生活能力的缺失，他们对现实的言说和叙写，都呈现出苍白无力、捉襟见肘的窘境，于是他们只能去叙写自己熟悉的过往和身边 的那些无谓的小事，现实生活成为他们的软肋，这是当代作家和当代文学的悲哀。

　　与之相比，思想现实问题能力的缺失是更要命的。文学与新闻报道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不仅要告诉你事件和故事，更需要有灵魂，这个灵魂就是思想。一 个优秀的作家应该是有着多种才能的人，他不仅能够主动体验生活，能够把这种体验通过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还要有超越生活的思想能力，古人云“状难写之 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叙写生活要“活灵活现”，要有现场感，更重要的是要有“言外之意”，要有超越性，这实质上就是思想能力。余华的《第七 天》缺少的不是文学性，而是思想性，这里所说的思想性不是议论，不是概念，文学不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的表情”，文学的思想性是隐含在艺术形象中的作家 的一种能力。贾平凹的《带灯》叙写了乡镇信访干部的现实生活，是作家生活体验的结果，但它仍然没有完整传达出作家对时代的思考深度。相比之下，刘震云的 《我不是潘金莲》将主人公塑造得活灵活现，李雪莲为鸡毛蒜皮的一点小事上访20年，芝麻变成了大象。各级官吏像王公道、董宪法、荀正义、史为民、储清 廉……他们虽然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秉公”办事，但却不能解决李雪莲这样的“小事”。刘震云以极为反讽的笔法写尽了世道的荒诞。似乎每个人都无错，每个 人都有冤屈，但正是在这之中，透露出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刘震云写出了生活中的真实，而真实的生活是幽默的荒诞的，这种幽默和荒诞来自于现实 生活本身，正像刘震云常说的：“真正幽默的不是我，是生活本身，我不生产幽默，我只是生活的搬运工。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只是还原生活本身，所以如果要说我 的作品幽默，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幽默，就好似作品中的李雪莲，真真实实的故事，看起来却很荒诞，她是在以严肃对待荒诞，所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喜剧时代。”这 是刘震云对生活体验之后的感悟，刘震云看到了现实生活背后的逻辑，这一逻辑早在董超薛霸那个时代就存在着，当老董和老薛押解着假装上访的史为民回乡的时 候，我们隐约看到了现实与传统的链接。

　　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思想问题意味着一种危险、一种困难。思想问题的能力是一种天赋，也是需要后天修炼的。作家应该研究点思想史和社会史，多年前王蒙提出作家学者化今天看来仍然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