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火印》(曹文轩)

　　一次随手重翻萧红的作品，在一篇叫《旷野的呼喊》的短篇小说中看到一段文字，说在一个风沙弥漫的天气里，主人公朦朦胧胧地看到有几匹马向他这边跑过来，心想应是有客人骑马来这里，没有将缰绳系牢，让这几匹马跑了，于是呼唤马，好在马跑过来时一把将它们抓住。可是当马跑到跟前，他伸手去抓缰绳时，手却又立即缩回去了——他看到，马的身上烙有日本军营的圆形火印。

　　看到这里，我心里颤动了一下，似乎感觉到有什么宝贵无比的东西被我一眼看到了。萧红只寥寥几句，似乎只是无意写到，而且后文再也没有提及此事——这个细节看上去与整个作品关系并不十分紧密。看完这篇短篇小说，我觉得我看到了一部长篇小说，而且是一部角度独特的长篇小说。

　　在我脑海中首先出现的是一个孩子和一匹马的情景，其次出现的就是日本人征用马匹的场景(我曾经从一份材料中看到过这一历史事实)。随着思绪的飘动和延长，生活经验和知识体系中那些可以编入故事经纬的素材和理念，如雪片般纷纷飘入我的“长篇”。它们是那么的争先恐后，那么的及时，那么的恰到好处，那么的异彩纷呈，那么的令我欢欣鼓舞。我为一个人的大脑而感到惊奇：它在默默中居然记下了那么多看似毫不相关的“材料”，然后它们就如沉睡一般等待某天突然被唤醒，突然被调用，突然被点亮。

　　我衷心感谢那个重读萧红的午后，是她用不经意的几十个字，引爆了我处处用心的20余万字。

　　一个朋友看完《火印》后，说我写它就像我以前写水乡生活一样流畅、自如。我欣然接受了这样一个赞扬。我是一个在水边长大的人，我写河流、麦地、芦苇荡、帆船、小桥，自然得心应手。

　　但《火印》写的是北方的草原。

　　然而，正如这位朋友所说，我在写草原时，就像写水乡一样自信。原因是，这十几年时间里，我莫名其妙地爱上了张北一带的草原风景。它是让我流连忘返的风景区，心上最认可的风景区。我和家人、朋友反复去那里领略春夏秋冬的风景。那一带的地名我能如数家珍：野狐岭、桦皮岭、飞狐峪、小三眼井、臭(读“秀”音)水盆、二十里脑包……我发现了许多风景点。有一条风景线——是风景线而不是风景点，因为一条“天路”长达130公里，竟然一路风景。当年我驾车行驶在这条路上时，那路新得好像沥青还在冒着淡淡的青烟，那中间的一条黄线似乎是昨晚刚刚画上去的，走很远都见不到一辆车；而去年再去时，路上车辆已经络绎不绝，路边还有了烤羊肉串的。那一带，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而那一带，正是当年日本军队占领的地方。我写作品很在意场景，有了场景，我才会动手。我写《火印》时，最有把握的就是场景：仿佛看到了那个坐落在山脚下的村庄，仿佛看到了孩子们赶着羊群从山那边过来了，仿佛看到了那匹马是怎样从这座山跑向那座山，仿佛看到了村民们在地里收获土豆和玉米……我心里一直很踏实，笔触没有任何一时的发虚。因为，我对这片我的人物们生活的土地太熟悉了。我写沟壑、山梁、草坡、桦树林、群山中的村落、山顶上的一棵树、天空中的一只鹰、一条从山顶蜿蜒而下犹如鞭痕的山路，写这里的四季景色，就像写我老家的风物一般了然于心。看来，“旅行与文学”可以作为一个题目来做。

　　我对故事一向情有独钟。故事乃小说之根底。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人物有了一个大致的形象、性格之后，要操心的就是故事。我总想编出令人拍案叫绝的故事。编故事需要的智慧，其实是大智慧；故事不仅仅是故事，其实是世界的结构模式。你会发现一个好的故事，对人物的刻画是多么地重要。《火印》既写人，又讲故事。

　　《火印》归根到底是一部小说，而不是一份简单的反法西斯的材料。毫无疑问，它有对战争和那场战争的思考，但绝不仅仅就是这些。小说写作者考虑的肯定不能只有这么多，而一定是多方面的。准确地说，抗日战争是《火印》选择的一个题材。我还是一贯的想法：我经营的是一部艺术品。从踏上文学的道路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是这样认为的：只有艺术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去到明天和远方。

　　对于那场战争的表述，我们已有很多作品，电影电视作品更是汗牛充栋。但脸谱化、漫画化、公式化、雷同化已几近笑谈。《火印》不想落进这些俗套。《火印》选择的路数是写战争，但更在意写战争中的人。雪儿是一匹马，但它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人，是有着人格的马，有尊严，有智慧，有悲悯。即使作为动物，它也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级的动物。我写它，只是在战争中写它。

　　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它的出现也许是天意。因为我在构思这本书时并没有将它与这个日子联系起来。我很在意这个日子，但这部作品却不是刻意为这个日子而写的。所以这是天意。

　　(《火印》由天天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