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与光：从绝望中找寻希望(蒲波)

——许金龙谈大江健三郎和他的中国朋友们

　　“我不能重新活一遍，我们可以重新活一遍。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许金龙教授重复了两遍大江健三郎的这句话，他在5月23日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举办的大江健三郎《定义集》新书分享会上与听众分享了大江健三郎的这一重要理念：应该把过去犯下的错误和教训告诉孩子们。

　　为了告诉孩子们，大江健三郎曾请求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家许金龙帮助安排到中国的一所学校作讲座。这是许金龙尚未公开发表过的一段往事： 2006年9月，年迈的大江健三郎走进北京大学附中，作题为《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演讲。虽然是面对初一和高一的学生，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他的双手不断交替揉搓，他对许金龙笑道获诺贝尔文学奖作演讲都没有这么紧张。为了那次演讲，他的妻子从日本打电话来，要他早餐吃双份，以保证有充沛的精力。在演讲之前，大江健三郎还提出希望能有一个单独的房间，让自己平静几分钟。结果，当时的学校教室都关闭了，只有男卫生间能够使用，而且空气不好。但大江健三郎毫不介意，把自己关在里面五六分钟后，精神抖擞地出来了。他在演讲中对孩子们说：“与我这样的老人不同，你们与日本的年轻人一样，必须一直朝向未来生活下去” ；“惟有中国与日本的年轻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友好合作，鲁迅先生的话语才能成为现实” 。

　　尽管大江健三郎对日本的政治感到越来越绝望，但仍然在用生命作最后一搏，积极参与市民集会和在日本的中小学演讲，让和平的信念能够遍地开花。这种始于绝望的希望，可以在他的个人体验中找到根源。都知道大江健三郎有一个智力残疾的儿子大江光，然而在出生时就被医生判为植物人——没有视觉和听觉，并且做了脑瘤切除手术的大江光，却在父母穷尽毕生精力精心教养、照顾之下成为日本知名的作曲家。在《定义集》的开篇，大江健三郎就写道：“我所能做的，就是抱住远比自己身体沉重的光的上半身，将他靠在步行道旁的栅栏上，检查一下摔倒时他是否伤及头部。在别人看来，我们两人慢腾腾的动作一定显得那么无助。 ”大江先生本来想给儿子起名叫乌鸦，寓意是从黑暗中找寻一丝光亮，后来考虑再三，改名叫光。

　　《定义集》是大江健三郎于2012年在日本出版的随笔集，原是《朝日新闻》于2006年4月至2012年3月间为大江先生开设的一个专栏，由每月发表的一篇随笔连缀而成的七十二篇文章组成，记录了大江先生在六年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忧所虑乃至越陷越深的绝望。他认为，“民族如同个人，也会弄糟和犯错” ，“文化是直接面对危机的技术” 。他质疑， 21世纪的日本有“德”吗？许金龙说，这本六年时间写的书，花六十年的时间也未必读得完。想对全世界的青年人说说话，是近年来大江先生一直致力从事的事业。

　　谈起大江先生和他的中国朋友的故事，许金龙重点提到莫言和铁凝。大江健三郎对于莫言作品尤其是《红高粱》的推崇，从日本文艺界延伸至他所任教的柏林自由大学。他希望能够见到莫言，也如愿见到莫言，也总是说莫言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就连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他都会问舒乙，怎么没有莫言的手稿，莫言是世界文学中的重要作家。他从不吝啬表达对莫言的敬重：将自己心爱的钢笔赠送给莫言，表示莫言在得诺奖后可以用这支钢笔为读者签名；还珍藏莫言的父亲赠送的茅台酒，希望能够在莫言得诺奖后共同分享。对于铁凝，一次误会让他多次赞赏铁凝是一位勇敢的女性作家，敢于挑战权威。他还请求许金龙，让铁凝去日本家中座谈。他对铁凝的《大浴女》赞不绝口，甚至和妻子一人买一本，共同阅读，共同讨论。

　　在许金龙的描述中，大江先生的形象是立体的、多面的，他谦虚、大度，又很富有战斗精神。大江健三郎因为追随鲁迅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在70多岁的时候学习汉语，都使用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结集《两地书》 。鲁迅以文学介入政治的榜样力量，让大江健三郎着迷于文学的力量，倾尽一生之力。“对待强权，他有一副强势的面目；对待弱者，他又是孺子牛的形象。 ”许金龙对大江健三郎的个性这样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