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地英雄下夕烟?(徐贵祥)

　　英雄构建人民军队的筋骨。英雄彰显强军文化的精神品格。英雄始终是军事文艺的母题。

　　正如习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翻开军事文艺的历史篇章，那些饱含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品格的优秀军事文艺作品，从来都是凝聚民族精神、激发民族力量的精神火炬，从来都是引领社会风尚、传播崇高品德的动人乐章，从来都是激励官兵在战场上勇往直前、奋力拼搏的催征战鼓。

　　2005年，军旅作家徐贵祥创作的英雄题材小说《历史的天空》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这是当代军事文艺创作延续英雄主义传统的一个缩影。英雄题材作品获得的良好反响充分说明，越是在消解崇高、解构英雄等乱象频现的多元文化生态下，人们呼唤英雄的心理就越是强烈；越是在多年未经战火洗礼的背景下，那些张扬英雄主义品格、激发血性豪气的强军文艺作品就越是迫切需要。

　　——编 者 

　　1、英雄的涵养需要很久，但英雄爆发，往往只需要半秒钟

　　英雄，一个古老的话题，一片照耀和温暖人类生活的阳光，一个深藏于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梦想。

　　第一次认识英雄，是1979年春天。那是一个云雾浓重的早晨，对面山坡枪炮射击孔火光闪烁依稀可见。战史上记载那次战斗的全称是“二号环形高地进攻战斗”，我们八五加农炮营三连奉命到前沿支援步兵战斗。推炮上山的过程中，对方的火力很猛，山上步兵阵地上不断有人滚下来。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很有些紧张，显得笨手笨脚，行动难免迟缓。最先上去的，是连长李诚忠和指导员赵蜀川，加上二班副王聚华，再往后就是副营长杨世康。我是电台兵，跟着副营长，这也就决定了我能够近距离观察战斗情况。因为地形限制，公路拐弯处只能展开一门火炮，所以说这场战斗实际上是“三个人一台戏”，李连长观察指挥，赵指导员瞄准射击，王聚华装填炮弹。指导员打得出汗，把军装上衣和手枪扔到我手上，他穿着白色的衬衣，十分醒目。副营长猫在后面喊，“赵蜀川，你龟儿给敌人指示目标啊？把衬衣也脱了！”但指导员终究没脱衬衣，他不习惯光膀子。指导员一边打，连长一边修正射角，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赵指导员也不搭腔，吭吭哧哧地憋着气，有时候从体视仪里向外瞄准，有时候干脆从炮膛里直接吊线，打得很准。

　　毫无疑问，就是那个时刻，英雄在我的身边诞生了。后来发生的事情是，我们暴露了，密集的炮火向本连阵地扑来，一发火箭弹落在炮位一侧——

　　正在装填炮弹的王聚华全身数处负伤，生命垂危之际，他端着已经上了引信的炮弹，顽强地挺立着，睁着血肉模糊的双眼……就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指导员赵蜀川转身看见了雕像般伫立的王聚华，大叫一声冲过来，接过王聚华手中的炮弹，猛力推进炮膛，按下发射手柄。炮弹呼啸出膛，避免了炮毁人亡的悲剧……

　　那次战斗，我们连队十几个人负伤。我很幸运，不仅未被击中，还因为扛炮弹立了三等功，那时候我参军才3个月不到。以后回忆起那一幕，仍然心惊肉跳。在炮弹落下的时候，我和副营长距离炮位不到20米。连长和指导员就在炮架内。在最初几秒，我似乎看见王聚华像是被电击了一样，全身抖动并扭曲。后来，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一声惊呼，我清楚地看见那个瞬间，王聚华站稳了，指导员上去了，那个瞬间可能连半秒钟都不到。以后我曾经设想，如果王聚华提前半秒钟倒下，如果指导员延迟半秒钟冲上去，会出现什么情况？

　　英雄爆发，往往只需要半秒钟。

　　这个故事还没有讲完。重伤员王聚华后来被辗转送到救护所、战地医院、军区总医院，七转八转，没消息了。直到在边疆一个农场休整的时候，上级通知说，王聚华牺牲了。连续很多天，部队沉浸在悲痛之中，从团里到连队，都开了追悼会。这期间评功评奖，连队被军区授予“英雄炮兵连”荣誉称号，指导员赵蜀川荣立二等功。这年5月，部队归建。有一天全连紧急集合，到了操场，突然发现一个瘦骨嶙峋的陌生人，仔细一看，是王聚华。原来，当初往军区总医院转送重伤员的时候，前线医院的护士把王聚华的名牌同另一位伤员的名牌挂错了，牺牲的是那位同志。这个故事确实有点传奇，但不是虚构的。上面引述的那段文字，摘自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炮兵英雄王聚华》，那里面的每一个字都像我亲眼目睹的那样真实。

　　2、文学是携带、传播英雄文化的主要工具，同时又是催生英雄文化的使者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中国人的童年大都伴随着英雄的故事和英雄的梦想成长，从女娲补天、后羿射日那样战天斗地的神话英雄，到各个时期的战斗英雄……更多的时候，英雄不再是存放在凌烟阁上的牌位和封神榜上的名册，而是行走在原野和河流山川之间的风，而是传送在书斋和村头集市的雨，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携带传播，以潜移和默化的形式生根开花，成为中国性格的重要特征。

　　文学是携带、传播英雄文化的主要工具，同时又是催生英雄文化的使者。每当发生危机的时候，我们就渴望英雄出现——通常，是以文学的方式。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痛定思痛，试图用文学的方式敦促实现“国运强盛”，一批“呼唤英雄”和幻想“坚船利炮”的小说应运而生，比较典型的有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陆士谔的《新中国》《新野叟曝言》和吴沃尧的《电术奇谈》等等。在这些作品里，古代运筹帷幄、神机妙算、智勇双全的战争将领重新回到了当代，舍生取义、精忠报国的官兵又奔突在杀敌驱倭的战场上。值得称道的是，这些作品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已经突破了农耕文化背景下的英雄模式，有应对未来战争的远见卓识，有向对手学习的勇气和行动，有指挥科技战争的能力。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那些带有科幻性质的关于武器装备的预测，很多都是建立在科学常识的基础上，在今天不仅得到了实现，而且更多都已经得到了超越。用当代眼光来看，这些作品是在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内，文学对英雄、文化对国家命运的一次直接关注，一次文学和文化正能量的集中爆发。可惜的是，在那个蒙昧的时代，被摇摇欲坠的朝廷视为“奇技淫巧”，斥为“荒诞不经”，因而受到冷落，这不仅是文学的遗憾，也是英雄的遗憾，终归是中国人民的遗憾。

　　晚清社会，中国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国力衰弱到一触即溃，民心涣散成一盘散沙。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梁启超，几近绝望。何以救国？呼唤英雄！英雄何来？梁启超把目光投向文学，“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道德，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通过文学改变中国人，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八亿神州尽舜尧”的境界。

　　与梁启超观点接近的还有鲁迅，“……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首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也认为“文艺”——其实更多的是指文学——可以提供思想基础，可以改良民族精神，这就是他弃医从文的原因。

　　梁启超和鲁迅文学救国的梦想在他们的时代未能实现，不是梁启超和鲁迅的观点出了问题，也不是文学出了问题，而是文学生成的土壤出了问题。在清末民初那个病入膏肓的躯体上，文学不可能妙手回春。

　　但这并不等于文学没有力量，文学的力量无所不在，潜移默化，春风化雨，地久天长。文学和文学教育，其独特的审美功能、慰藉功能和激励功能，以其思想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艺术感染力，一点一点地改变着中国人的精神，直至这个苦难的民族于病痛中苏醒，重新找回民族自信。

　　3、在中国人民的阅读记忆中，英雄形象一直像灯塔一样照耀我们的心田

　　首次把文化、文艺、文学的地位和作用上升到关乎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关乎战争的胜负、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是中国共产党。从抗战时期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到2014年10月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一脉相承，都是把文艺事业作为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把文艺战线作为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

　　战争年代，一首好歌、一台好戏、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可以直接转化成战斗力。在和平时期，好的文艺、文学作品，如同春风化雨般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

　　在中国人民的阅读记忆中，英雄形象一直像灯塔一样照耀我们的心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殊文化生态下的中国读者曾经秘密流传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的小说《牛虻》，作为革命者的牛虻——亚瑟被执行枪决的前后，那段描写其实很超现实意味。亚瑟从一开始就对即将到来的死亡谈笑风生并且评头论足，唇枪舌剑拒绝忏悔。在士兵向他射击时，他一次次地嘲笑和校正士兵的枪法，“来吧，孩子们，不要害怕，朝这儿打！”亚瑟和保尔·柯察金是那个时代中国读者最早接触的外国英雄，为主义而战，为主义献身，视死如归，那样的形象让我们刻骨铭心。

　　诚然，中国式英雄更是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后，以军事文学为主体的文学作品占据了中国文坛的大半壁河山。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幸福的记忆，因为那些作品，我们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不知道做了多少梦。在梦中，我们就是飞檐走壁、刀枪不入、无所不能的英雄。在战友伤势恶化、奄奄一息的时候，我们就是《烈火金刚》里的肖飞，骑着车子进城、在日本鬼子眼皮底下买药；在心爱的姑娘被鬼子包围、即将受到凌辱的时候，我们就是《战斗中的青春》里的李铁，从天而降，所向披靡；在阵地被突破、敌人纷纷拥到眼前的时候，我们就是《苦菜花》里的柳八爷，砍掉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胳膊，挥舞大刀继续战斗。我们这一代人，是在英雄文化的火热氛围里长大的，是做着英雄梦走向生活的。我们通过文学结识英雄，也通过英雄结识文学。这是文学的幸运，也是英雄的幸运，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

　　上个世纪80年代，是新中国文艺的一个黄金时期，同时也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旗帜高扬的时期。边境作战不仅展示了军队的风采，同时也诞生了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比如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西线轶事》，电视剧《凯旋在子夜》等等。这些作品来自生活，情真意切，具有强烈的思想和艺术感染力，像阳光雨露一样滋润着中国人民的心灵，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戍边战士被誉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尽管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价值观不尽相同，但是，新时期军事文学提供的英雄形象还是让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人民心灵为之一颤，精神为之一振。

　　时光荏苒，进入新的世纪，各种外来文化剧烈激荡，西方反动势力和平演变的战略步伐一天也没有停止。在这样的语境里，军队作家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局上，秉持文艺工作者的道德良心，固守思想意识形态阵地，创作出大量思想博大、艺术精深的文学作品，比如《我在天堂等你》《音乐会》《惊蛰》《英雄无语》《戎装女人》《突出重围》等等。其中多数作品通过电影、电视剧、戏剧、广播和网络等渠道，携带理想信念，彰显英雄人格，进入千家万户，在本世纪初世界文化博弈的格局里，形成独具一格的中国军事文学特色，显示了中国文化强大的实力。

　　4、英雄形象，代表国家形象

　　30多年前，我离开了我的英雄连队，开始了漫长的寻找英雄之旅，接触过各种各样的英雄。除了那些耳熟能详的著名英雄，还有很多英雄和潜在的英雄，隐身于平凡的岗位，耕耘在普通的领域，有的偶露锋芒，有的终身无名。就是这些人，成为建构国家形象、实现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素材。这其中，英雄形象、军人形象宛若一张精神凝聚的名片，展示了中华民族新的风采。

　　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以后，我军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加速培养高素质新型国防科技人才成为重中之重。这期间，因为酝酿长篇小说《明天战争》，一位国防科技教育家的事迹引起我的关注。抗战时期，一位中国学子在美国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因业绩突出，美方多次敦促他加入美国国籍，但他在新婚后不久，扔掉洋房洋车，拎着两只皮箱回国效命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应周恩来总理之请，参加军事工程学院的筹建工作。从此，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浇注在军事工程技术教育园地里。从“哈军工”到长沙工学院，再到国防科技大学，培养的英才遍布三军。上个世纪90年代，国防科技大学分给他两套各22平方米的住房，他坚持只要了1套。直到1995年他去世的时候，前去悼念的人们才发现，这个人真的是家徒四壁。特别让人震撼的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两只皮箱，上边搭了一块木板，就成了一张书桌，当真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叫周鸣鸂，原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是钱学森在上海交大的同窗好友，他们当年怀着科技救国的理想一起漂洋过海去美国留学。我们固然需要钱学森那样功勋卓著的科学家，但我们也需要周鸣鸂这样默默无闻的教育家。因为，在他的岗位上，他可以培养出更多的钱学森和周鸣鸂。

　　上个世纪中期，我写了一部关于未来战争的长篇小说《特务连》，里面谈到了留学生的生活，主人公岑立昊的原型就来自于一个名叫刘晓东的基层干部。在委内瑞拉猎人学校训练期间，他曾经历过连续8天没有任何补给的野外生存训练，因为水土不服，还患上了登革热，身体状况逼近了极限。在最后一关攀登考核中，几次都是在到达顶端之前摔了下来，外籍教官认为他根本不可能完成攀登作业，但是他没有放弃。他已经和学校签下“生死状”了，他是代表中国军队和异国军校签订“生死状”的，所以他只有一条路：死也要死在攀登的路上。就在教官安排下一个学员接替他的时候，他把那名异国同学推开了，他又一次用血肉模糊的双手抓住了攀登绳，在教官和同学们惊恐的目光中一寸一寸地向上移动，直至爬到顶端。两年的炼狱般军事留学生活，他拼下了“国际特种兵班”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校方授予“特种兵突击队员”战斗勋章，他的头像被永久雕刻在外国军事学校的荣誉墙上。

　　一位战友还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暴雨将至的夜晚，爸爸陪着两岁的女儿看电视，等待即将探亲回来的妈妈。半夜里，窗外电闪雷鸣，小女儿一个激灵，抱起床头柜上的电话，跳到床上，蒙着被子又哭又喊，“妈妈，打雷了，快回家吧！”爸爸说，“好了，妈妈在车上，一会儿就到家了。”过了一会儿，瓢泼大雨倾泻而下，小女儿又抱起电话机钻进被窝大喊，“妈妈，下雨了，你在哪里啊，快回家吧！”这一幕，恰好被刚刚进门的妈妈看见，妈妈放下手中的行李和雨伞，跑去抱孩子。宝宝却挣脱开妈妈的手臂，执拗地抱着电话，哭喊着让妈妈回家。刚结束科研实验任务返家的妈妈质问孩子父亲，“这是怎么回事？”爸爸无奈地说，“孩子一年多了没见过你，每次都是在电话里跟你说话，她以为电话机就是妈妈。”这个妈妈，是某部科研所的干部，常年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山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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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故事里的主人公，未必都是被授予荣誉称号的英雄，但是他们不乏英雄人格和英雄气质。在他们的身上，彰显出中华民族公而忘私的美德，蕴含着中国军人坚忍不拔的毅力，体现了中国人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他们是国家形象的代表，是民族精神的代言人。

　　5、英雄不是传说

　　再次与英雄并肩，是继第一次参战6年以后，在另一段边境线上。

　　1985年春天，我所在的侦察部队执行一次战斗任务。我作为炮兵参谋到友军炮兵部队协调指挥，沿途看到很多用草木拼成的楹联。这些楹联都是战士们自己创作的，其中不乏英雄主义气概，也不乏诙谐幽默，令我至今难忘。就是在那次战斗中，我所在的分队战士李军踏雷负伤，就牺牲在我的眼前。李军牺牲后，他的母亲李祖珍深明大义，到前线给官兵做报告，把战士们当做自己的儿子，鼓励大家继续战斗。李祖珍后来被中央军委授予“子弟兵的好母亲”荣誉称号。在此后很多年里，每逢春节，我们都会把李妈妈请到连队过年。

　　后来得知，就在那段时间，和我们同在一个防御区域的兄弟部队，曾经发生过更加激烈的战斗。1985年7月19日凌晨，我边境线某主峰前沿的无名高地遭遇对方两个营的进攻。我军一个哨位上5名战士，两人牺牲，其余3名身负重伤。战斗中，战士韦昌进一只眼珠子崩出眼眶，他把眼球塞进眼眶，一面救护战友，一面固守阵地，坚持了11个小时，最后时刻还向炮兵呼唤火力，配合收复高地。战后，医生为韦昌进清理伤口，除了眼伤以外，全身还有22处伤口。我后来曾经研究过韦昌进的22处伤疤，它们分布在不同的部位，子弹和弹片是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间进入肉体的。韦昌进身上的22处伤疤说明了什么？说明他是多处负伤、重复负伤，说明他负伤之后还在战斗，它见证了一个英雄诞生的真实过程。

　　2000年，我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出版后，有天晚上散步，听到几个老者议论这部作品。老者估计是附近干休所的老干部，其中一人声音很大地说，当年我们和“梁大牙”一个德性！我暗中跟在他们身后，听他们聊了很多战争年代的事情，并且意外地收获了一个素材。山东省莒南县有个自然村叫渊子崖。抗战期间，一股日军路过该村，想顺手牵羊抢点粮食。按照日本人的逻辑，一般的村民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是望风而逃，但是这一次他们想错了，渊子崖村的老百姓吹起了牛角号，男女老少登上了往年防匪的土围子，不分青红皂白就是一顿土枪土炮。鬼子被打得莫名其妙，以为这个村里一定会有八路军的主力部队，第二天出动日伪军1000余人，把渊子崖围得水泄不通。村自卫队用土枪土炮、大刀长矛拼死抵抗，从太阳升起打到日落西山，直到村民手里的武器打成废铁，日军才撕破一个口子进到村里，然而已经手无寸铁的村民还是誓死不降，摔锅砸铁拿起来又同日伪军展开逐屋逐户的巷战。后来，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旅五团一个连及县、区武装赶来支援，鬼子终于撤退。这次战斗，共歼灭日伪军100余人，渊子崖村民147人壮烈牺牲。

　　就是这个故事，激活了我的创作灵感，写了一部抗战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那本书的扉页上印着两句话：“没有谁能够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够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生活远远比我们的作品精彩，生活中的英雄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诚如毛泽东主席的精辟论断：“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毛主席的英雄观，可以用他的诗句形象地表现，“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在那晚霞和稻谷交相辉映的傍晚，从暮色和炊烟中走来的人们，都是英雄。

　　6、英雄永驻我们心中

　　曾几何时，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让一些人变得六亲不认，变得数典忘祖，变得对英雄也不以为然了。无知地戏谑、浅薄地诋毁、盲目地质疑，其实只能说明某些人内心的干涸。为什么看不见英雄？为什么怀疑英雄，一句话说到底，是因为自己的心中缺乏英雄，身上缺乏英雄气质，缺乏英雄精神，缺乏对英雄的追求。

　　这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看不见的战争，也是一场关系到国家民族安危的文化战争。如果我们不能建设先进的、健康的文化，那么就会拱手让出我们的文化阵地；如果我们不能真实地、艺术地树立我们的英雄形象，那么我们的敌人就会用“假英雄”“伪英雄”和“坏英雄”的形象来亵渎和遮蔽我们的英雄。

　　我们缺的不是英雄，而是对英雄的认识和尊重；我们缺的不是英雄精神，而是对英雄精神的培育和弘扬；我们缺的不是英雄品格，而是对英雄品格的继承和发扬。

　　当然，英雄不是神，不是圣，也不是仙。英雄有很多种类，有拯救人类灵魂和命运的英雄，也有拯救社会和生命的英雄。英雄的表现方式也有很多种，有先天的英雄，也有后天的英雄；有准备充分的英雄，也有瞬间诞生的英雄。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英雄的梦想，就像种子一样蛰伏在我们的心中，一旦遇到阳光雨露，这种子就会生根开花。

　　在前不久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一堂课上，老师谈到一位外国作家对中国长城的质疑：一座长城就能保证一个国家的安全吗？老师提问，有没有这样的城？大二女生王辰玮起立回答，有，众志成城！顿时，掌声雷动。这掌声意味深长，它说明当代军校大学生懂得担当，懂得家国天下。或许，他们即将成为中华民族精神长城的一座砖石，或许，他们正在暗暗地做着英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