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的臧否是诗歌最权威的标准(黄东成)

　　长期以来，人们对诗坛总体用一字概括：乱。乱的根本原因在于诗歌评价标准不一，传统诗一个标准，现代诗一个标准，现实主义一个标准，现代主义一个标准，朦胧诗一个标准，先锋诗一个标准……各领风骚，互不买账。又或者，对于同样一首诗，专家说好，大众却说糟。

　　诗歌真的没有标准了吗？我认为，读者的臧否就是最权威的标准。诗只有走向人民才有生命力，只有反映时代才有震撼力。2008年汶川大地震曾引发了澎湃的诗潮。范围与规模之大，社会影响之深、之广是许多诗歌运动都难以比拟的。这一时期的诗歌成了人民抒发爱国情怀、展现民族精神的最佳形式。诗人们为灾区献血、捐款，甚至作为志愿者亲赴灾区救援同胞，心灵因之受到极大的震撼。由此可见，诗的流派和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诗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时代终于为新诗正名，只要社会不断发展，人民就决不会让诗歌停止脚步。

　　轻易地否定中国新诗90年的传统是无知的。第一代新诗人，将西方诗歌移植到中国是为了破除古典诗词“戴着镣铐跳舞” 的束缚，用现代语言尽情地抒发自由的思想和情怀。他们汉学功底和文学造诣都极深厚，善于在传统基础上吸取西方诗歌精随，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新诗。那时的诗人大都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们对人民的苦难忧心如焚，对国土沦丧无比激愤，这些在他们的诗里都有反映。可以说，新诗的传统即是关注时代、关注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生活是文学的源泉，文学不能脱离生活。可是，现实情况却是，人民多少远离了诗歌。为什么？因为诗歌先远离了人民。一些诗歌只在诗人圈里打转，成了无聊的消遣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前人的理论将永远激励和指导我们去生生不息地探求，但他们不可能替代我们设计和安排好未来的一切，这需要我们去探索、去辨正、去创造。人是社会的内容，是生活的主体。抗日战争最严酷的岁月，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在此危急关头，我们的诗人若没有一点生活热情，没有一点责任感、使命感，没有一点忧国忧民的情怀，去反映他们、表现他们、歌颂他们，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即使在今天这个强调个性化写作、个人化写作的时代也同样如此。今天，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前进道路上的种种现象全都呈现在我们眼前，作为新时期的诗人，必须努力和新的时代相结合，自觉投身到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中，与人民大众一道，去感觉、去感受、去感悟，真切触摸时代的脉搏，歌颂真善美，呼唤人性复苏，抨击腐败丑恶，创作出富有时代感和民族精神的作品。

　　与此同时，随着高新技术和信息网络化的迅猛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更加剧烈。因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战略意识，需要借鉴西方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为我所用，同时增强中华文化的竞争力，以“化西”回应“西化”，以达到同步发展。

　　今天，也许真是诗歌走向大众的契机。认真梳理一下如何继承中国新诗传统和中国新诗的未来发展走向是很有必要的。改革开放已然创造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急剧转型的社会又给诗人们提供了自由创造的空间。不论新诗和旧体、传统和现代，都有存在的价值，他们都应在今天和谐的大环境里共同探索中国诗歌的发展道路，写出时代需要的、人民欢迎的、具有现代审美意味和美学价值的中国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