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儿童文学文论解说》：重构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史(刘绪源)

朱自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

《现代儿童文学文论解说》，朱自强/著，海豚出版社2014年12月第一版，48.00元

　　“通过选文和解说，努力建立现代儿童文学文论与当代儿童文学文论的互动性关联，进而建构一个属于我本人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基本框架和大致走向。”

　　到朱自强这本《现代儿童文学文论解说》出版(2014年12月版)，海豚出版社“海豚学园”书系或已大致出齐。但这一本和前已印行的鲁迅、周作人等论儿童文学的专集不同，前几种都由编选者“辑笺”；本书则改为“解说”，书中选有孙毓修、周作人、鲁迅、郭沫若、叶圣陶、赵景深等18人文章，外加一次多人座谈会记录，共37篇，文后解说大都不短，最长的(关于周作人《儿童的文学》)有近万字，有的比原文长两倍还不止(如关于冰心《寄小读者》序)。可见，在这本书中，朱自强自己的观点占了很大的分量。于是，当初发表的文论，这些文论在当时和后来造成的影响，现在的选编者对这些文章和影响的看法，这三者在书中发生了激烈而有趣的碰撞，翻开书页，火花四溅，煞是好看，并引发紧张的思考。朱自强对自己的要求是：“通过选文和解说，努力建立现代儿童文学文论与当代儿童文学文论的互动性关联，进而建构一个属于我本人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基本框架和大致走向。”(见本书《导论》)看来，这是一个颇具“野心”的选本。读完全书，我们发现，一个重写儿童文学批评史的充满活力的雏形，确已呼之欲出。

　　首先是作者文心之细，这是本书能取得学术成果的一个必要前提，因为这关乎学风和方法，体现了作者看待问题的眼光和眼力。解说当然侧重于对内容的理解，但也见缝插针进行了一些有趣的考证。如第6～7页，作者对孙毓修主持的《童话》丛书初版时间、编撰者及“童话“一词的来源，作了重新考订：在时间上，他否定了王泉根、方卫平所说的“1909年创办”，根据他所找到的第一集第一编《无猫国》的重印本，查获初印时间应是1908年11月；编译或编写者，也不是王泉根所说的先由孙毓修一人，“后由茅盾、郑振铎续编”，而是由谢寿长、高真常、张继凯等人共同参与；对“童话”的语源，朱自强发挥了自己的日语专长，梳理了此词在日本出版物中的百年轨迹，进一步指出日本对诞生期的中国儿童文学的影响，从而否定了盛巽昌与洪汛涛的推断。在94页，朱自强查实了郭沫若的《儿童文学之管见》发表于《民铎》月刊2卷4号，出版日期为“民国十年正月十五日”，那就应是1921年面世，而不是蒋风、王泉根等过去所说的1922年。但朱自强又自疑：文末标注的写作时间是“1月11日草”，郭人在日本，当时没有快递、传真，这离刊物出版时间是否太近了？他提出了两种可能：一是出版日期的“正月”指农历一月，二是刊物可能延期出版。我以为，这两种可能都会存在，而刊物延期(大大晚于标注日期)在那时是非常普遍的。有这样的态度，许多重大学术问题才能厘清，才不至于含糊待之。过去蒋风、吴其南、方卫平等都认为现代中国的“儿童本位论”源出于杜威的“儿童中心说”，在周作人《儿童的文学》一文的解说中，朱自强对此作了详细分析，一点一点地梳理出这一观念的来源，指出它与杜威理论并非一回事。这种治学方式，本是现代学术的基本规范，朱自强在日本留学时，师从鸟越信等严谨的专家，更养成了在细小处决不轻易放过的习惯，对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的意义非同小可。因儿童文学研究受粗疏、主观、臆断乃至强词夺理的干扰，实在是太多了。

　　书中还曾举到一例(见第143页)，说竟有人指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不过是“一点儿小论”，是“随感性的文字”，根本算不上理论。我读后哑然失笑，未曾读懂周作人的读者往往会上这个当，因周氏从来喜欢把自己说小，从不打什么大招牌，他的著述一概谦称小书、小论，在如日中天时出的书也叫“苦雨斋小丛书”，他的重要论述从来只以清淡的随笔文字出之，但真正的行家(诸如胡适和鲁迅)都能读出分量。这一关未过，怎能了解周氏理论？只好以“都都平丈我”一类塾师视之罢了。但也由此可见，这一行业中的粗疏已达到怎样的程度。

　　本书解说的另一特点，是充满论辩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朱自强初登文坛，以一篇《新时期少年小说的误区》令人瞩目，文中点名批评班马等人的创作，一点不留情面。他的观点有重要的独创性(如对于儿童观的重视)，但行文也有莽撞处，给人以“黑旋风”的印象。时过境迁，朱自强在界内地位彰显，在高校也成名教授，谈话著文稳健起来，板斧抡得少了，印象似已渐近“入云龙”。但近年锋芒又复凌厉，在本书中，与界内诸同行一一点名论战，寸步不让，而行文周密，材料充实，已无莽撞之气，颇似“豹子头”或“小李广”了，这是十分喜人的。

　　在郑振铎《〈稻草人〉序》一文的解说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和郑振铎所编的《儿童世界》，都存在前后不一的转向，这与强调“为人生的艺术”的文学研究会成立有关；“儿童文学(包括童话)‘为人生’这绝没有错……问题在于，其主张表现的人生和‘成人的悲哀’的绝望性。儿童文学不是任何的成人观念和情感都可以投注进去的容器”；这段解说还借助德国凯斯特纳等作家的话，强调，“只有对人类持有信心的人才能对少年儿童有所帮助”，怎样将苦难“显示给儿童”是一个需要儿童文学探究的大问题。他对郑振铎的肯定意见持否定态度，对王泉根等当代学者的赞颂则作了有力批驳。在冰心《〈寄小读者〉四版自序》的解说中，他对冰心这部名著的文学价值也提出了大胆怀疑，并说：“无论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研究，还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批评史研究，都极有必要对冰心所代表的‘传统’进行深入的反思。”这篇解说对方卫平等人的观点也进行了大段辩驳。在茅盾(化名“惕”)《再谈儿童文学》一文的解说中，他借助茅盾的分析，强调了凌叔华的儿童文学创作事实上高于“一直被置于极高的地位”的叶圣陶和张天翼，表达了“重写”儿童文学史的冲动。论辩最为激烈而密集的，当数与吴其南等争论“儿童本位论”的问题了。

　　行文至此，我忽然想到，当年赵家璧请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一起编定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除创作外，还专设“建设理论集”和“文学论争集”——新文学草创之初，理论上抓住“建设”和“论争”，那是抓了要害。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史严格说仍在草创阶段，所以自强文风中突出了“论辩性”和“建设性”，我以为是极有益的。他的建设，首先在方法论上。他提出“建构的本质论”的方法，与我以前提的“建构论须与本质论相统一才有价值”颇相似，但他的提法明显高于我，因我还在防范后现代理论的消极作用，他则能在不伤既往学术传统的前提下对后现代理论作积极的应用。通过这一方法，他论证了“一切儿童文学都是现代文学”的重大命题(见本书自序与附录)，又理出“儿童在人格权利上与成人平等，在心理、生理上与成人不同”这两个中国的“儿童的发现”的逻辑支点——这其实就是“儿童本位”的理论(见《儿童研究导言》的解说)。统观全书，我感觉到，在朱自强所构建的未来的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史中，“儿童观”应是其逻辑起点，这与他早年入行时的思考相一致，可谓一以贯之；而真正潜伏着、发展着、有着无穷前途的理论内核，就是“儿童本位论”——周作人、郭沫若、严暨澄等对此都有精辟论述，本书也处处闪烁着这一理论的光泽。

　　本书的解说可视作重构新批评史的雏形，我希望它完整的全貌能早日呈现，这定能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