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与当下中国问题(郭艳)

　　1919年冰心在《晨报》上发表《去国》和《斯人独憔悴》，用爱与美的哲学呼唤人性和人道主义，作者以文学的面目触及社会问题，以文学之名张启蒙之实，文学史家命名为“问题小说”。时隔百年，社会问题在当下中国依然触目而繁杂，去国转换成为移民，婚恋自由一变为对婚姻暗疾的探讨，家族制度对人的压抑转化为对于幽暗人性的探秘……社会问题以文学的面目出现在小说文本中，现实被文字以更为突兀的形式呈现，即便是“只问病源，不开药方”，当下写作也以写意笔法勾勒出一个时代的普遍情绪和精神特征。

　　陈希我《移民》(《中华文学选刊》，2015年第3、4期)以庸俗享乐主义者陈千红“移民—回国—再移民”的经历，摹写了中国现实的人心百态，叙事略显直白却朴素表达关注社会现实的深心。面对移民时代，国人心态的纠结程度和社会问题的普遍性互为表里，“移民”作为象征符号穿透在中国人日渐富裕的生存中，伴随着若隐若现的各类价值和伦理判断，隐喻时代精神谱系的芜杂和混乱。《人民文学》(2015年第3期)海外华人作家专辑叙述了现在时海外华人的日常生存状态，财富和绿卡依然是旅居的前提条件，然而面对具有旺盛活力和市场资源的中国，仅仅用他者文化的视角无疑看不透当下的中国和中国人，于是身处异域文化的华人无论是旅居还是归国，他们都无法避免卡夫卡《城堡》中局外人K的尴尬遭遇。

　　婚姻暗疾往往是社会隐疾最好的注脚，家庭婚姻关系折射出一个时代有关道德伦理的尺度。川妮《暗疾》(《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5年第3期)前半段是一个寻常的成长故事，后半段则深入人性幽暗隐秘的路径，从婚姻暗疾观人心的荒凉与颓败，理性与疯狂往往就在一念之间。雨桦的《母女》(《小说林》2015年第4期)同样塑造了一个享乐主义女性梅姐，她的所有悲伤和辛酸都掩藏在及时行乐的欲望追求中，这是一个和所谓传统妻性、母性有距离的女人，而她恰恰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出当下女性极其有限的精神生长能力。母亲梅姐和艾伟《南方》中的死魂灵罗忆苦一样，只是作为没有精神皈依的幽灵生活在物质主义的当下。在一个物质和欲望时代，传统社会的纲常伦理对于人性的压抑还未在前现代中国全部退去，正常的伦理秩序却日益坍塌。杨仕芳《而黎明将至》(《湖南文学》2015年1期)在浓郁的乡土氛围中倾诉罪与罚的忏悔意识，这类更为年轻的乡土叙事带着青春期的纤弱与敏感，但却以忏悔意识惊醒乡土叙事沉重的伦理重负，给予乡土人物以人性的自觉和尊严。

　　中国问题的多面相依然给人以瞠目之感。刘荣书《王国》(《芒种》2015年第3期)塑造了以君王般横行乡里的村干部，在乡土政治的王国中，集权与专制气息弥散在一个个巡逻的暗夜中。申剑《白衣胜雪》(《山花》，2015年第3期)以医患关系为背景，探讨了功利主义语境中人与人之间更为本质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人对于“善”的信与不信，这些东西关乎活着之“上”，都在外科医生的手术刀锋上闪烁着锐利的寒光。王棵《我不叫刘晓腊》(《人民文学》2015年第4期)无疑取材于新闻报道，钢筋混凝土包裹的不仅仅是欲望和身体，还有坚硬冰冷的内心。黄咏梅《证据》(《回族文学》2015年第1期)叙述了网媒时代的荒诞现实。李治邦《棉纺宿舍》(《中华文学选刊》2015年第4期)通过回忆国营体制时代人与人之间悠长的情谊，反观当下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荒凉颓废，这种荒凉感与其说关乎时代，不如说关乎传统伦理精神内核的坍塌。

　　去国怀乡和移民变种都意味着不同生活和文化方式的选择，逃离乡土、奔赴城市乃至移民海外，这些让中国人一直在飞奔的路途上无法停息。归去来兮，已然不是陶渊明式的隐逸，而是中国人带着急迫的伦理危机和价值选择为自己和他者寻求一条物质抑或精神的出路。然而，面对冗杂难辨的中国问题，魂归来兮？胡归来兮？依然是“心安处即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