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弘扬柳青精神研讨会发言摘登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5月27日08:40 来源：中国作家网

　　纪念柳青，深入生活，提高原创力

　　雷 达

　　今天，我们的文学创作总体上是繁荣兴盛的，但与数量的浩繁相比，精品力作显然相对稀少。在我看来，实力派作家们写作近30年，劳碌辛苦，奉献了许多佳作，但原先的积累掏得差不多了，库存亟需补充、扩大；新生代作家确实存在一个生活圈子、生活方式同质化的问题，也迫切需要扩大视野。文学需要创新，而其重要前提是，善于在广大丰富的时代生活中不断汲取资源，充实库存，激发灵感。所以，深入生活，提高原创力，在今天就显得非常突出，成为繁荣创作之路上的重中之重。也因此，今天召开学习柳青的会，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就有了不寻常的意义。

　　在深入生活的问题上，我们有过成功经验，也走过弯路，比如，只承认工农兵的生活才叫生活，把深入大时代的生活与到处有生活对立起来，看不到生活积累的广阔性、丰富性、日常性，把作家个人的经历这笔财富与某种十分重要却并不熟悉的生活对立起来，以及在深入生活的方式上搞一刀切，都是不明智的。

　　然而，无论时代生活如何变迁，对深入生活的概念有怎样多样的理解，札根人民，深入生活，拥抱时代，研究一切人，研究一切生活形态，这一创作的根本规律是永远不会变的，也是不可动摇的。这已经为中外文学史证明了，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柳青正是一个伟大的践履者，身体力行者，他的精神至今感人至深。他起先是做县委副书记，后辞去，全家搬到长安县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完全过着普通农民的生活，村子里甚至不知道他是个大作家。这样对功名利禄的放弃和对文学的全生命的投入，从古及今，几人能够做到，真是了不起。他在这里写出了巨著《创业史》，还有《狠透铁》等力作。他深入生活的特点在于，不但是身入，而且是心入，是情感的深度投入。柳青真是活在他的人物和身边群众之中。至今在皇甫村流传着柳青的故事，比如“打醋”的故事，“找骂”的故事，都极感人。他脚踏实地融入农村生活：白天与乡亲一道下地耕锄，一个锅里吃饭；晚上叼着农民的旱烟锅，与农民一起开会聊天，困了就和农民睡在一条炕上。

　　于是，他笔下的梁三老汉，梁生宝，徐改霞，郭振山，姚士杰，王二直杠，素芳，没有一个不是栩栩如生的，充满了生活的真实的强大逻辑。小说中确也有些当时的政策性内容，政治化评价，包括对互助组，合作化运动的看法，时移事迁，今天的认识已有很大变化了，但人们发现，这并没有影响他笔下人物生命的鲜活和永久。这是生活战胜了观念，人物超越了政策，艺术赢得了时间。我想，今天是否仍然采取柳青式的方式，安家落户，一下去就是十多年，倒也不必要求一律，可视具体情况采取多种方式。重在学习他的精神。在对人民群众的尊重，学习，与人民的同甘共苦上，他做到一呼一吸皆关情。从柳青身上可以见出，人民不是抽象的，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爱憎分明的人，只有真正熟悉他们，体贴入微，才能化为作品中那些有生命的人物。

　　文艺创作的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方法是扎根人民、深入生活，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去汲取营养。创作主体必须心中有人民、脚下有生活，才能充满真情实感、才能表现时代精神。学习和纪念柳青，就应该从这个根本意义出发。

　　柳青文学遗产的继承弘扬者

　　李 星

　　哲人说过，为什么我们能够站得高些，仅仅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路遥与柳青的关系也正是这样的。重温路遥与柳青的关系，及路遥对柳青的评价，对他的文学精神和遗产的继承和发扬，无疑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柳青是路遥所始终热爱并崇敬的陕北同乡前辈和文学导师。早在中学时代，这位陕北籍的作家就引起了路遥的热切关注。1991年，在写完《平凡的世界》，留给我们的他的人生和文学总结，甚至遗言的《早晨从中午开始》的长篇散文中，提到柳青的就有十多次，称他为“前辈和导师”，称赞他给自己的人生教育和文学启示，是柳青的遗憾和与疾病作斗争的精神，激励他在已经知道自己身患重病的条件下，与疾病竞争，完成了百万字的《平凡的世界》。

　　第二，柳青以《创业史》为代表的小说创作，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收获。路遥正是柳青所坚持并实践的现实主义文学原则和方法、精神的捍卫者，实践者和弘扬者。

　　“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柳青)有理由为自己已经创造出的东西骄傲的：在我们已有的文学基础上，他自己新建筑起来的艺术之塔似乎要比他同时代任何人的建筑要宏大和独特一些。是的，在我国当代文学中，还没有一部书能像《创业史》那样提供了十几乃至几十个真实的、不和历史上和现实中已有的艺术典型相雷同的典型。可以指责这部书中的这一点不足和那一点错误，但从总体上看，它是能够传世的。……在没有更辉煌的巨著出现以前，眼下这部作品是应该占有那个位置的(指“首席地位”)。”(《病危中的柳青》)“他(指柳青)的作品不仅显示了生活细部逼真精细，同时在总体上又体现出了史诗式的宏大雄伟。只有少数天才才能把两个方面统一起来。”“这位作家(指柳青)用他的全部创作活动说明，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对周围生活的稔熟和透彻的了解；他同时还把自己的眼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和整个人类发展历史中去，以便将自己所获得的那些生活的细碎的切片，投放到一个广阔的社会和深远的历史的大幕上去检验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他绝不是一个仅仅迷恋生活小故事的人。如果是这样，他也许只能给我们留下一些勾勒得出色的素描，而不会把《创业史》那样一幅巨大的油画挂在我国当代文学的画廊里。”(《柳青的遗产》)

　　这些话和评价是在1980年、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和1991年逝世前一年分别说出来的，它们都说明路遥是真正理解和认同这个比它早出生40年的前辈老作家的；在短暂的人生和文学道路上，柳青始终是路遥的人生导师和文学教父，路遥也始终公开承认他的文学创作与柳青及柳青的文学创作的关系，即使在柳青和他所坚持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被一个时期的文坛舆论所彻底否定的时候，他也从未否认，从未放弃过。路遥是柳青文学道路、文学精神、创作原则的真正继承者，他的代表作品《平凡的世界》正是继《创业史》之后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作和典范。路遥以自己的全部人生和文学成就说明和告诉我们，柳青的文学精神和文学道路并没有过时，仍然有着强大的文学生命力！这正是我们今天纪念这位伟大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先行者、实践者的意义。

　　人之楷模 文之典范

　　白 烨

　　自1948年雪苇发表评论《种谷记》的文章，到1978年柳青因病逝世，作为作家的柳青，被人们评说了30年；自1978年逝世到21世纪的现在，作为故人的柳青，被人们怀念了37年。一个人无论是在世还是离世，都被人们不断地评说着，持续地纪念着，这种情形在当代时期的文坛并不多见。

　　柳青从事文学写作之后，经历了不同阶段的锻磨与历练，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38年到延安和1943年从文艺机关下到乡下担任乡文书时期的锻炼与“转变”。这种直接地置身基层，深入地接触实际，让柳青完成了长篇小说《种谷记》的写作，更让柳青深刻认识到“一个修养完备的作家，是在实际生活、马列主义和文学修养各方面都很成熟的。这样的作家可以写出光芒四射的作品”。

　　作家如何做人，柳青给人们上了极为生动的一课，也为同行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其基本的要义就是：不要做社会的旁观者，要做现实的介入者；不要做生活的客居者，而要做生活的主人公，让自己成为所描写的农民群众中的一员，彻底打通写他人与写自己的固有界线，把生活的感受与激情，欣忭与困惑，烦恼与欢乐等等，内在地化合为感觉的放达、情感的宣泄，安全摒弃闭门造车、盲目想象的写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柳青扎根乡间14年的个人实践，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树立了一个作家所能达到的标高的极限，这是今天的文学人所难以企及的，因而也是我们应该奉为楷模而心慕手追的。

　　扎根皇甫村的14年，柳青除去创作《创业史》第一卷和第二卷之外，还写作了一些关于耕蓄饲养的经验总结与发展农业生产的建议文章，如《耕蓄饲养管理三字经》《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等。这些实用性文字向人们表明，柳青是始终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替他们着想，为他们代言的，把这些实用性文章和《创业史》放在一起来阅读和考量，我们更可以见出柳青作为一个现实介入者、生活实践者的殷殷之怀、拳拳之心。饶有意味的是，柳青写于1972年的充满乡土情怀与新异见解的《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的文章，主要的意见是：陕北要改变“以粮为纲”的经营结构与传统模式，要根据具体的土壤、水文、气候等特殊条件，改为“苹果产区”，建成“我国先进的经济区”、“世界著名的苹果园之一”。这个在当年极具超前性乃至预言性的建议，在经历了43年的翻覆与折腾之后，终于形成了上下的共识，成为了生动的现实。现在的陕北，苹果已成为基本的经济作物，并作为驰名品牌畅销全国，走向世界。今天的现实，被柳青在43年前以吁请的方式而言中，这是柳青深入生活，研究生活的结果，也是柳青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的一个典型例证。

　　置身人民，属于人民，为人民造影，为人民代言，这是柳青在为人和为文的人生历程中一直践行并始终不渝的，这也是柳青提供给我们最为重要的经验，最可宝贵的财富。因而，他当之无愧地是人民的作家。

　　作品的久远艺术生命力

　　畅广元

　　创作实践经验丰富的现实主义杰出作家柳青，在其《艺术论》中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自己的艺术实践相结合，相当系统地论述了他所理解的艺术规律和作家应该具有的才能、气质、风格。今天人们读来依然感到深刻，而且其论颇能针砭文学社会的时弊。

　　“《艺术论》要告诉人们的基本旨意，是作家的生命价值在于其作品具有久远的艺术生命力。”

　　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在作家创造的文学文本中共在，从艺术价值的角度来看，它们有高低之别，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从构成作品整体的艺术性来说，它们又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柳青之所以从这个话题展开其《艺术论》的写作，是由于这个话题蕴含着关于艺术规律系列命题的思考：文学的生命之根是深扎在现实和历史生活的沃土之中的；作家作为创作主体，而对纷繁复杂的生活不能没有敏锐的艺术感觉与在此基础上的艺术发现和艺术构建能力，这是作家之为作家的关键性本质力量；对现实主义作家来说，深刻、清醒地把握的或现实的生活之典型冲突，并据此来观照笔下人物的心灵和命运，是创造艺术真实的必由之路；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共在不是静止的，它总是在召唤作家要以持之以恒的艺术探索、艺术创新来滋养其艺术生命，为此，作家必须对其艺术个性的实际状态和怎样才能进一步优化，保持高度的自觉。

　　其次，柳青彼时文学的革命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化解为追求作品久远的艺术生命力，文学作品是作家作为特定的社会存在的标志。社会是会遗忘那些创作不出优秀文学作品的作家，即使再千方百计地动用媒体炒作，被社会遗忘的厄运最终还是会降临到自己头上的。在其未刊稿《走哪条路》中，柳青恳切地提醒作家：作品要“经得起历史和群众的检验”。

　　再次，为了使作品具有久远的艺术生命力，柳青把彼时的文学工具论化解为作家必须保持住的独特性。在叙事文学中最具有魅力的还不是作家的文学语言，而是人物的对话和内心独白的生活语言。这是生活的感觉和艺术的感觉结合的焦点。作家的文学性气质只能在其文学性的社会实践中养成；具有了文学性气质的作家才有可能把自己生活的感觉转化为真正的艺术的感觉；因此文学性的气质是作家的作品能够获得艺术魅力的主体条件。正是立足于对作家文学性气质的深刻理解，柳青特意强调作家务必在其社会实践中“保持住自己的独特性”。

　　深刻理解艺术规律，执著追求作品久远的艺术生命力，保持住自己的独特性，力争成为人民需要的杰出作家或诗人，是贯穿《艺术论》的基本理论。

　　柳青不曾远逝的启示

　　张志忠

　　纪念柳青，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柳青身上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倾情关注和忘我投入，他对现实生活的沉潜其中，他为改变乡村命运而作出的无私贡献，以及他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和中国历史走向的严肃思考；他不仅是用笔去写作，更是把自己的后半生，都投入了改造乡村、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社会实践中去。

　　忠实于生活，体察于农民，柳青才能够在《创业史》的写作中，没有展开你死我活剑拔弩张的阶级斗争的场面，而是紧紧抓住发展生产才是硬道理的乡村生活的主脉，通过互助组进山砍竹子的生产自救和种植良种水稻等情节，表现了贫苦农民在团结互助共渡难关中展现出的高风亮节。按照柳青的思路，乡村集体互助的意义在于发展生产共同富裕，《创业史》这样勾勒出时代的壮阔波澜、也融入作家的生命历程的作品，仍然对当下产生着丰富的启示性。

　　在以描绘农业集体化进程而著称的重要作家中，赵树理以质朴幽默的乡土气息和表达“问题意识”见长，他创作《三里湾》，是要回答农业合作社要不要扩大的现实之问。而作品中最富有说服力的则是，为了增加粮食生产，三里湾要修一条水渠，只有通过尽快扩社，将土地归合作社统一使用，才能够统筹规划。而从三代同堂的家长制色彩浓厚的传统式大家庭化解为以夫妻两人组成的现代核心家庭，不但使得乡村青年男女可以获得社会生活中的独立自主，可以自由支配归己所有的土地，更表现出赵树理多年间的关于旧式的大家庭在新时代亟需解体以解放青年一代人的严肃思考(他曾经预想要写一部名之为《户》的长篇小说)。周立波的小说，基于湖南洞庭湖区丘陵地带的山光水色，和作家自身的抒情气质，他的《山乡巨变》和《山那面人家》，虽然都是以山为题，却不同于赵树理笔下浑朴厚重的太行山脉，而是富有南方青山秀水神韵和茶子花芬芳的浓郁诗情，盛叔君这样的敢爱敢恨、活泼开朗的乡村姑娘，比赵树理所写的小芹(《小二黑结婚》)、艾艾(《登记》)形象要丰满许多，邓秀梅这样心思缜密、工作耐心的女工作组长，也和《李有才板话》中的工作组长老杨同志大异其趣。或许可以说，田园诗意，抒情色彩，在小说人物中多表现在青年女性身上。三位作家中，柳青则凸显其思想家的气质，他写作《创业史》，不但是在描绘蛤蟆滩上一群穷苦农民在农业生产上多打粮食富裕起来的翻身故事，更有一种追根寻源，高屋建瓴地拓展出中国农民和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的宏伟画卷，追求一种深刻揭示历史演进的脉络纹理的史诗气派，正是这样的廓大的追思，决定了《创业史》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以及它写作上的高难度。

　　真正伟大的作家，一定具有大思想家的气质，有把握历史走向乃至人类命脉的宏大视野。登高而能望远，居高而能临下。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在于时代和个人的遇合，有没有这种自觉，却决定了一个作家的境界之高低。贴近生活与居高望远，两者不可或缺。

　　再看柳青

　　胡 平

　　从文化学角度看，小说中许多真正生动的因素，是“人们”而不是“个人”创造出来的，不是凭借作家的想象，而出自作家的摹仿。柳青本是不善于写泼妇的，为了写好，有一天故意往村里一个出名的泼妇身上倒了一盆水，惹得泼妇把柳青骂了个狗血喷头，于是柳青才知道如何去写了。现在，能这样处心积虑深入生活的作家已很少了，大家都过于相信自己的才华。在一定范围，创作也是一种信息积累和信息交换的活动，柳青说，“在生活里，学徒可能变成大师，离开了生活，大师也可能变成匠人”，这是道出真相的。我们看到，有些作家好像总有写不完的作品，总有新作问世，其实值得写的早写完了，成为了匠人却不自知。

　　当然，柳青作品的内容，不全部来自生活，也有来自上面“政策”的成分，是受到那个时代的局限的。假若没有这些局限，《创业史》会写得更好。难得的是，在《创业史》整个创作过程中，柳青始终忠实于现实主义，艰苦卓绝地坚持呈现生活的本来面目，这种精神也是值得学习的。作品中最丰满的人物是梁三老汉，这个人物彻底来自农村现实，他发家的梦想，百折不挠的努力，以及对土地的深深眷恋，处处折射着千百万农民的身影，完全是一个真实、饱满的艺术形象。写梁生宝，则耗费了柳青的大量心血，按当时要求，这个人物需要高大全一些，对柳青的创作形成最大挑战。而柳青不是一个可以将就的作家，在艺术上他有自己既定的标准，绝不以写出一个过得去的正面人物为满足。所以他很苦恼。他说过，有些作品，经不起问上几个“为什么”，一问就倒了。比如某某人物，他的觉悟、他的仇恨从哪里来的？他把生命拿出来，但他的牺牲精神哪里来？从教育来？生活中来？先天的血统？光说不行，要问形象达到了没有。我在写作中，所谓的创作苦闷，大多来自这些方面。 他所说的“要问形象达到了没有”这句话，是非常中肯而重要的，他尽量赋予梁生宝生命的血肉，使他亲切可感，也就在最大限度上使主人公立起来了。如人们熟悉的梁生宝买稻种一节，今天看来也堪称经典的写作。读者很难忘记，那个雨夜的城里，一个乡下来的年轻庄稼人停留在街头，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背上披着一条麻袋，一只胳膊抱着用麻袋包着的被窝卷儿，黑幢幢地站在街边靠墙搭的一个破席棚底下，为了省两角钱不肯住旅馆。此时的梁生宝不仅是朴实的、真切的，活生生的，也是令人牵肠挂肚的。这些描写都来自作者14年里对普通农民的入微观察。所以，梁生宝塑造的成功是相当不容易的，比之写梁三老汉、郭世富、姚士杰这些人难得多，但柳青写成了。今天，在我们的主旋律创作中，也依然存在如何写好正面人物的问题，依然是关键性的问题，也就依然有老老实实向柳青请教的问题。必须像柳青一样问自己：“形象达到了没有？”实际上就在于两点：形象真实不真实，感人不感人。

　　柳青的精神对陕西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陈忠实、贾平凹、路遥都由衷敬重他，陈忠实亲自为他立碑。他们在深入生活上，深受柳青的影响，取得的成就也可以说和柳青密切相关。可见，柳青是开创一代风气的作家，是先驱者。继承柳青的风范，扎扎实实地对待创作，也应成为全国作家的追求。

　　来自柳青的三点启示

　　王春林

　　在已有将近70年历史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凭借旨在反映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性长篇小说《创业史》，柳青不管怎么说都应该被看作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虽然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而且时代环境也发生了可谓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认真回顾柳青的小说创作，却依然能够给我们以足够深刻的启示。最起码，以下三点启示是不容忽视的。

　　其一，杜绝浮躁功利心态，真正潜心文学创作。柳青当年为了完成《创业史》，居然会举家迁居到长安县皇甫村，而且一扎根就是14年，自然就构成了极好的启示。归根到底，我们必须如同柳青那样切实做到“板凳能坐十年冷”，做到“十年磨一剑”。既不轻言“创新”，也不轻言“伟大”。一言以蔽之，只有彻底告别文学创作的功利主义心态，我们的文坛才可能切实去除浮躁气氛的困扰，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才有望创作出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来。

　　其二，关于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之间关系问题的辩证理解。或许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有关，中国的一部分具有先锋写作倾向的年轻作家们，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形成过一种漠视现实生活的创作观念。在他们看来，所谓的文学创作只与作家的艺术感觉，与作家的想象虚构能力密切相关。只要拥有了很好的艺术天赋，拥有了超乎于一般的想象虚构能力，就能够飞翔在艺术的天空，就足以保证他写出足够优秀的文学作品来。其实，这种漠视现实生活的观念，绝对是有问题的。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是柳青的时代，在经过了现代主义思想艺术观念的洗礼之后，自然不应该再如同柳青当年那样简单地理解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但这却绝不意味着就可以漠视现实生活。究其根本，文学创作、现实生活与想象虚构是三位一体的东西，只有依凭着现实生活翅膀强有力的支撑，文学创作才可能真正地飞翔起来。

　　其三，现实主义的深刻性与丰富性。任何一个作家，都不能够“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环境的制约与局限。柳青的情况也同样如此。虽然说《创业史》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但那个不合理时代极“左”错误观念对他小说创作负面影响的存在，却也是一种无法被否认的客观事实。这种负面影响的直接体现，就是对于梁生宝这一被视为“时代英雄”形象的刻画与塑造。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然被历史否定的前提下，梁生宝对于集体化道路的一力坚持，他身上的那种理想主义，自然也就不合时宜了。这里，有一个应该提出进行讨论的问题是，虽然如同农业合作化运动那样一种强制性的农村土地集约化方式需要加以检讨，但农村土地的集约化方向却不能够被简单否定。但在强调梁生宝形象不合时宜的同时，我们却也得注意到柳青对梁三老汉以及徐改霞等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无论是梁三老汉对于土地，对于个人发家方式的疯狂迷恋，抑或还是徐改霞之告别农村走向城市的这样一种人生选择(请一定注意这一选择与1980年代初期路遥《人生》中高加林千方百计要进入城市的人生选择之间的一种内在相似性)，在时过境迁之后的现在看来，所充分反映出的正是柳青那样一种现实主义的深刻性与丰富性。从这个方面来看，柳青给现时代中国作家的一种有益启示就是，一定要设法穿透时代意识形态的各种制约和局限，力争在一个堪称高屋建瓴的思想制高点上来理解把握现实生活。惟其如此，方才有可能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真正有所助益。

　　永远的柳青

　　董颖夫

　　我是来自陕西长安的一位农民，也是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更是柳青精神的崇拜者。

　　站在我们农民和老百姓角度谈柳青，我们说柳青是最早关注、研究和表现我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现在也叫三农问题的著名作家之一，从《种谷记》到《创业史》，他最关心农民，最了解农民，可以说他是我国三农问题的代言人之一。所以，2006年在纪念柳青诞辰90周年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个理念，用柳青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柳青生前落户长安，死后又要埋在长安，和长安人民生死相依，柳青生前对长安人民最亲，长安人民对柳青最爱。柳青对长安的老百姓有恩，长安老百姓世世代代都怀念他，纪念他，这也是我们为柳青做点事，至今仍觉得做得很不够的理由吧。

　　在陕西首届柳青文学奖颁奖会上我们唱响了一句口号，这就是：人民的作家，大写的人生，神圣的事业，永远的柳青。在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广大党员干部认为柳青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楷模，是一座丰碑。他们在柳青墓前宣誓，身旁有柳青，高悬一盏灯，走好人生路，为官一身清。柳青不死，柳青长青，柳青永存。

　　生活让评论之树常青

　　梁鸿鹰

　　在领悟柳青精神风范的时候，我一次次思考“生活”对评论工作者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在生活中，但个人生活远不是别人的生活、大家的生活。人作为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与社会联系越紧密，与现实世界、与大自然越贴近，感知力理解力便越强，越能成为内心丰富的观察者、鉴赏者和表达者，作家如此，评论家亦如是。

　　出色的评论家大多投入地奋斗挣扎悲伤喜悦过，热情的踏入过时代思潮的河流，与社会进步紧密互动过。今天的评论家同样要阅事、询时务、求理道，为时而著、为事而作。在时代之风云激荡中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进而把握住思潮脉搏，变得更深刻深邃。

　　好的作品是现实生活艺术化的自白，是大地的代言，如何站立在土地上，呼吸着什么样的空气，都起决定作用。张炜说过，如果不能与风云、河流、树木、太阳等等同脉动，作家就会变得可有可无。实际上，伟大的艺术不为确证一个我们感到舒适如归的世界而存在，相反，它要求我们将自身交给另一个世界一次。作品或作家艺术家都是独特的世界，需要评论者有前往深入勘探的足够经验和见识，底气和后盾就是实践。进入作家所创造的艺术世界，探明作家的内心世界，靠阅读不够，辅之以想象力往往也解决不了问题。无论是想成为艺术作品自信的确证者，还是要从作品的审美世界中提取有益营养，必须拥有与创作者相称的强大实践生活底蕴。

　　评论的关键词是探索发现、顿悟或萃取升华，搞评论的人大多离开学校就进入教研室、办公室，出入讲堂、会议室、图书馆，在与报纸、刊物和出版社与学界同人打交道，局限性生活与作家艺术家开阔的生活对比强烈。应重新确认评论作为实践性社会活动的本质，把深入生活，向现实求证求教，把问计于民、问计于普通读者作为重要工作和学术支点。

　　别林斯基说过，“一个诗人越是崇高，他就越是属于他所出生的社会，他的才能的发展、倾向、甚至特点，也就越是和社会的历史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评论家搞清楚国家政策与现实的联系，自觉地去了解工业、农业、科教、国防现状，想想自己的文字与当今社会的联系，是大有好处的。如果不屑于了解这些，接不上社会生活、时代思潮与普通人生活的地气，不仅理论的底气、评论的锐气难以持久，而且思想枯竭、语言陈腐是迟早的。搞好评论要自觉踏入生活河流，丰富社会实践，触摸社会变革，拓展学术追求、活跃理性思维，增强批评力量。

　　文学照亮人生，激发人们对真理的企求。批评要助益于人生，必须增进对人生、对社会的体贴，敢揭示当代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领域存在的问题，尽显人生之况味，为造就更多“完整的人”、“丰富的人”尽力。批评存在的理由是张扬有益于人生的价值，提高全民文化素质。要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结合起来，热情深入生活、贴近大众、联系实际，接地气、聚人气、脱俗气，提高理性精神对生活的干预和校正能力，集聚与辐射生活常道与常理。歌德说，谁不指望有成百万的读者，他就不应该写出一行文字来评论工作者不单要苦练内功，而且要在更多地沐浴现实风雨、倾听生活足音中，让自己的情绪、精神、意趣与时代脉搏相通，从而增强评论的现实感染力，让评论的实践风范影响人们。

　　柳青的“于心不安”

　　何向阳

　　柳青以小说传世，散文不多。最近得到一本《柳青小说散文集》，其中一篇，教人耳目一新。

　　《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写于1972年。虽以散文入辑，不如说是一封“信”，这封“信”曾写于1955年，给了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第一书记未见，被转给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农村工作部。1957年，作者问及第一书记本人查寻，原件已找不到。此后，柳青忙于写作，没有再写。直到他受审病重，“呻吟床笫之余，又想起这件事情”。而真正的引子是，“陕北老家来此探亲的家属和亲友，谈起那些连年干旱所造成的集体经济困难和人民生活艰苦状况，我听了于心不安，促使我重新认真考虑这个建议”。

　　文章开宗明义，气候干旱，水利受限，地形零碎，机械受限，在“命脉”、“出路”均呈劣势、不宜农业生产背景下，柳青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苹果产区计划，从土壤潮湿度、虫卵不能过冬、坡地通风透光三方面论述，并搬出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金善宝的日照长温差大糖分积累说支持，谈陕北作为苹果产区优于渤海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和辽西苹果产区的地方，并由此联系到产业移民、作业分配，在“直风梁”上植树养蚕，在沟谷种粮种菜植草，“坡地——梁地——谷地，果树——桑树——粮食，这就是陕北经营土地最理想的经济地理面貌”。其实直到现在，我都很难设想写出《创业史》的作家会这样事无俱细：“桑树更新下来的老枝，桑皮造纸制箱，装出口苹果，桑枝编筐，装内销苹果。在经济地理上两种经营这样和谐地全面衔接，也是世界上少有的”，这时的他，已是站在与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和加龙河下游的葡萄产区与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的苹果产区对比角度说着陕北。还不算，他进一步言说经济结构，从18世纪英国说起，他令人感动地构画农业结构变化之后的延安、绥德、榆林三城市的工业前景，他说水电站——修三至五个，他说铁路——除运蚕丝产品到天津外，“先修最重要的一两条线与华北和关中相通，再修次重要的两条，还需修境内支线”，他说，“使得这个富饶地区的经济得以尽可能充分的发展和这个地区光荣的革命历史相辉映”。正是这最后一句，有一种教人动容的风骨。

　　又三四十年过去，陕北苹果基地远无纸上规模，西安往延安的铁路修通也在最近10年。这篇文字当然也远够不上名篇，作为柳青创作，更无法与《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比肩，就是放在柳青散文里讲，也没有《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影响广泛，甚至从文辞角度要求，它可能在有些人眼里根本算不上散文，但是，它确实为我们打开了一个通向他创作的甬道。柳青之所以能写出《创业史》，不仅在于他切实地参与了农村发展的历史，不仅在于他在村子里一住就是许多年，还在于他的对于农民福祉的憧憬里真切的出发点，那个对贫穷与疾苦的乡村人的一个作家的“于心不安”。

　　了解了这个“于心不安”，也才能记住为给集体买稻种从渭河下游坐几百里火车却舍不得花两角钱住店的蛤蟆滩的小伙子，才会知道这个原型“王家斌”的梁生宝内心的热火里燃着柳青的那一份。

　　在生活中创新

　　关仁山

　　通过学习柳青，我深深感觉到，文学的力量，在于创造新的艺术形象。新农民的形象，寄托着我们的热情和理想。理想和力量，是伟大文学的条件。但是，我们急于呼唤新农民形象的诞生，而是要检视我们的误区。不能为了新而新，还要多方考量。这里自然包括多方面，一是作家自身需要调整视角，重新发现农民。二是加强对“三农”的重视，切实改变农民自身形象。三是改变惟财论，好像没有发财的农民就不能是新农民，更应该看到他们是以怎样的精神姿态活着的，这比商业眼光看农民更实际，也更符合艺术标准。

　　柳青非常重视农村新事物书写与新人物塑造。他强调新时代一定要写新人物、新感情和新气氛，最核心的就是创作主体要怀有感情。我想，感情来自平等的目光，来自对农民的理解和尊重。故事好编织，对农民的真情不好编织。真情来自哪里？来自今天火热的现实生活。

　　柳青的创作态度是真诚的，体验生活的方式是纯粹的，最后体现在他的创作独特的眼光上，体现在痛苦的人生思考和艺术蒸腾上，体现在创作勇气和艺术魄力上。重读《创业史》，让我们感到苦难使农民具备了土地一样宽容博大的胸怀，农民在土地上劳作，像是带着某种神秘的使命感，土地就像上帝一样召唤着他们，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也不曾失去希望和信心。我们从他的创作中，读出了农民内心的勇敢、力量和尊严。这是农民式的高尚，我们的文学只有沐浴了生活和人性的苦难才会有力量，才会有风骨，才会写进人的心灵深处。写出人性的深度和广度。

　　柳青的精神永存，这种精神在今天同样应该激励我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我虽说创作了农民三部曲，但是，还远远不够，生活积累同样欠缺。生活有经验内生活和经验外生活，经验内生活是不是真实可靠？对于经验内生活，要深入开掘，提炼，对于经验外生活，我们赶紧投入进去，用心思考，这不仅是态度问题，立场问题，也是写作技术方面的问题。

　　作家热爱人民，热爱生活，应该向柳青那样发自内心，作家要有自己的主见，自己的理想，坚信有爱，有温暖有光明。现实生活需要我们静下心来，艰苦地认知、体验和思考。摈弃旧有的创作模式，摆脱对历史的虚无和狭隘的功利原则，以开放的眼光和胸怀，饱览和容纳历史全部的丰富、芜杂、曲折和发展，改变我们对生活简单和肤浅的认知。有了新的认知能力，才有客观冷静的审视，以及宏观的把握能力，作家才能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我们需要超越世俗，超越常规，超越现存。所以说，向柳青学习，向生活学习要付诸行动，争取更大的成效。

　　文学是国之重器

　　刘醒龙

　　柳青之所以要为自己时代的一群小人物写一部《创业史》，就在于柳青的写作不是一般小花小草的境界，而是那蔽日遮天莽莽森林，是在心里惦念着文学中久违的国色天香。文学要不要介入那种名为“国运”的东西？《创业史》所体现的文学精神再争议几十年，或者更有价值。

　　文学在发生之初，很难明白其中对错或者好坏，即便有即时的评说，往往与高下无关。文学是一种源远流长，是对既往有益有用有意义经验的不断积累，这样的写作才是有效的写作。一种风范的形成，在于文学之根扎在该与家国命运关联就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该与民族兴亡血脉相通便理直气壮地慷慨舍身的地方。任何树叶都是树叶，任何生活都是生活，世间上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人世间也不存在两种完全相同的生活。一个人的生活是生活，另一个人的生活也是生活。牡丹奉为国色天香之际，松竹梅并没有在人间失传。牡丹沦落风尘千年，同样不能代表松竹梅就是亘古不变的艺术真谛。

　　前几天应邀给“华师一附中”写了一幅书法：忘掉年龄，牢记时间。这是个人的有感而发。对于瞬息万变的所谓“现代性”，接下来文学要做的正好相反，是如何从分秒必争的“时间”里逃出来，回到岁月的“年龄”当中。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这是《蟠虺》开篇的一句话，无论在哪个年代，作家都可以成为松竹梅的痴迷者，但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大道是要懂得牡丹如何成为国色天香，又如何没有成为国色天香的意义，还要理解不再国色天香了的牡丹不曾在民间消失片刻的隐喻和暗示。虽然不可以将“识时务者为俊杰”看作是对文学思潮的随波逐流，但是，“不识时务者为圣贤”才是这个时代的文学重器。

　　柳青的阳光

　　冯秋子

　　中国现当代文学，留下了可资借鉴的重要遗产，柳青的创作实践即是一项宝贵财富。从柳青身上，我们能够获得很多启示，我感念以下三方面：

　　一、诚意。柳青常保持清醒的头脑，无论经历什么磨练，素质有了怎样的提高，阅历、收获如何地不同，思想上又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和拓展，比如潜心学习汉语言，特别是人民群众的劳动行为语言；自学英语、俄语，并尝试阅读原文、翻译成汉语发表……但他始终是人民中的一员，行装如同百姓，心性往深、往里、往高、往远掘进，把人民的丰富天性和创造灵性综合一身，悉心揣摩，并加以提炼改造，摸索最为恰切的方法和途径，去创造属于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属于历史的中国灵魂。1943年，当他响应号召下乡到陕北米脂吕家碱村，遭遇了严峻考验：吃不到一滴油水，大半年里天天白水煮土豆、粗高粱米就腌白菜；小窑洞、小山村与外界隔绝，无人可以进行思想深处的交流，柳青被孤独和迷茫折磨，大病卧床期间，他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放弃还是坚持，他犹豫、彷徨以后做出了抉择，“在革命队伍里知难而退是莫大的耻辱”。于是重新站立起来，自此放下姿势，将自己从身到心融入到农民之中，白天一道下地耕锄，吃一口锅里的饭；晚上叼着农民的旱烟袋，与农民一起开会聊天，困了和农民歇在一条炕上。柳青放下自己，双脚扎进土地，把心灵和气息沉浸到土地，把思想和情感的重心安顿到真实的生活和人民那里。他获得了真正的重启，他的眼里有了更多他人，心里有了更多他人，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也在重塑自我的艰苦进程中摸索成形。《一个女英雄》《种谷记》《铜墙铁壁》到《创业史》，便是从人民的土地里、从柳青的心地里生长出来的有力庄稼。文学作品，理解、承担、揭示并且艺术地创造了多少和人民相关的价值内涵，装载了多少社会历史和人民的生活、生命以及未来，社会、人民和历史就会接纳、铭记多少。

　　二、学习、发现和思想，以保持写作者的意识的先进性。文学这一精神劳动总在促使人不断学习和长进，写作者作为社会现实、精神生活的参与者、体验者和思想者，不断地完成从物质到精神、再到创造性地艺术呈现的劳动，思想的过程和思想结果、以及思想的质量，由写作者的态度和思想素质及文学艺术的行为能力展示出来。从柳青的文学体察和创作实践看，他与中国社会摆脱黑暗桎梏、寻找发展进步，与人民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保持了一致，与时代同步、甚至超越时代，并且不惧辛劳时常负重前行，把思想成果和接纳进心里的阳光，通过为人为文给出来，温暖和照亮人民群众，也照亮自己迈进的路途。在艰苦的环境中，他实现了思想和艺术双重的跃升和突进。他的胸襟之宽阔，意识之敏锐、自觉，心地之厚道、单纯，高贵而有尊严。

　　三、穿越艰难困苦，朝向理想，恪守信念。柳青是一个有理想信念的作家，也是一个有教养的作家，不逃避与土地和人民一同去面对挑战和抉择的责任。他把深入生活和扎根人民当作正常的必修功课，并勇敢地承担起了这一行动的实质性含义，经受住了考验。在此过程主动发掘自身潜质，使自己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专家，艺术表现的实验先驱，也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棵积极、向上的、饱满的好庄稼。柳青成就一个作家的心向选择，也为着生息的土地和人民，为着党的文学事业做出了可贵的探索，贡献了重要的经验。

　　纪念柳青，也是对我们的土地和人民表达敬意和信心。

　　柳青的参与意识与探索精神

　　段建军

　　柳青是一个从生活到文学，当生活而文学的作家，是参与意识很强的作家，生活需要每个作家以独特的身份参与，以独特的身份建设和推动，柳青对此毫不含糊，早期写作前，他是一个革命者，他由革命而文学，为革命而文学，解放后，他是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者，为新社会的建设而努力的写作者，是生活身份与写作身份统一的人。

　　柳青具有积极服务社会人生的“探索”意识。他长期深入基层生活，用文学创作贴近生活，了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作品探索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新途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对理想人生的探寻。人到底是固守天生的东西，用一生一世活成自己，还是努力奋斗，积极探寻改变自己，柳青用他笔下的梁生宝的形象，鲜活地告诉人们，走老路守旧律没有出息，尝试新的活法，改变旧的自己，才有出息，才有做人的尊严。

　　二是对新的婚恋观进行探索。

　　三四十年代，中国的进步文学创造出一种“革命＋恋爱”的模式，写作出一批浪漫故事，影响了一代读者的婚恋观，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青年男女应该树立怎样的婚恋观，柳青的回答是事业加爱情，只有共同的事业才能把一对青年联系在一起，让他们品尝爱情的甘美，生活的意义。

　　柳青处在一个破坏旧世界、建设新生活的非常时期，不同人群不同势力的斗争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今天的中国早已改变了一穷二白，放弃了斗争哲学，“过自己的日子”成为时代主旋律，我们是否还需要柳青？回答是肯定的。

　　一是柳青直面现实，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敢于用文学的方式介入其中，并为社会历史寻找正能量的精神，对今天的作者具有示范意义。

　　二是柳青始终贴近基层，从底层发掘创造新世界、新人生的探索精神，探索人不仅要活着，并且要活得有价值，有意义，活得有尊严，值得今天的作家和读者学习，每代人都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向后看，一切都非常清楚，因此嘲笑或批判前人的缺点非常容易，朝前看，一切都笼罩在迷雾之中，要探索就需要付出失败的勇气，柳青是一位具有探索精神和勇气的作家，因此，他非常了不起。